三国枭雄袁术称帝的得与失

东汉末年袁术称帝，被名士们所不耻似乎是必然的结局，同样，事物具有双面性，其促进了集团的活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快，袁术就开始借助着这份活力进行之后的部署。

首当其冲的，就是灭吕布，吕布和袁术本无巨大矛盾和冲突，全是因其吕布集团内部的陈珪陈登父子捣鬼，恐慌其联姻之后势力过强，由陈珪的视角，也可借以论证袁术一开始的好算盘是没问题的。不过陈珪在这件事情中却颠覆了局势，导致吕布与袁术翻脸，即使是翻脸，吕布胜算依旧渺茫，但陈珪着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又抓住了袁术集团的联盟制度的问题进而巧施策反计，由此，袁术称帝之后本因发挥巨大的活力的一仗以失败告终，袁术集团再次进入了低压氛围。

为了重整旗鼓，袁术随后又将矛头指向豫州，希望能夺下陈国，再进颍川，以提士气，打开局面，却被曹操亲征再度击破，甚至于在此战之中丧失了一众亲信，埋下了之后分崩离析的伏笔。与此同时，袁术又后方失火，孙策自立的同时，连带吴景、孙贲一同背叛，导致袁术后方丧失大量土地，并且还削减了与曹操的前方战线的实力。这三次大的挫败，导致袁术本来盼望的士气高涨以出征灭敌计划彻底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袁术不仅丧失地利（丢失广陵、江东土地）、人和（吕布和孙策的背叛），还遭受到了天时的不利，建安二年的时候，恰逢大灾，以致江淮一代竟出现了人食人的情况，袁术此时急需大量物资以彰显威仪，提高集团士气，出征克敌。这场大灾这无疑是对刚称帝需要大量资金军粮来进行操作的袁术集团的巨大打击，所以也可以看到袁术对于散发军饷以解救饥民极大地不情愿（《后汉书》记载为“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

此前我们提及过袁术集团的特殊性质，联盟机制的好处就是在于可以迅速集结势力，集团的成长性非常的好，但是缺点同样明显，如果集团没有很好的前途，联盟就会迅速走向崩溃，这也是袁术在连续大败之后急切称帝想要建功的原因之一。而此时的袁术集团正在走下坡路，亲信势力的削减，名士集团的反对导致整个集团的未来一片黑暗，外在的失败和内在的低压气氛，使得依附势力也开始离开袁术。陈兰、雷薄的叛逃就是一个典型。如此这般，袁术集团已经到达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失败已成定局的袁术只能寄托最后的希望于兄长袁绍，却在投奔的路上被刘备等人截住去路，在盛暑的六月，伴随着一句“袁术至于此乎”呕血而忘。

袁术的失败在笔者看来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袁术的称帝简单地说，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赌博，袁术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是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的优质思维能力，不可能说他完全不知道称帝所会带来的坏处，那么在思考过后袁术依旧选择称帝无疑就是希望可以借助称帝在政治、士气、威仪、军容等等方面都急速提升，以平外患；在外患平定之后，再进行安内，也是一种可靠的决策。只不过受到了种种上方提及的因素（这其中既有必然的部分，如孙策的自立等；也有偶然的成分，如天灾和吕布受陈珪蛊惑等）而失败。所以说，世人大多认为的袁术称帝是袁术最失败的举动，也有诸多商榷之处。

不过抛开称帝的问题不看，袁术的失败，确实也有着其他的一些性格问题，袁术的侠气精神当中，有着非常大程度的“骄奢放肆”在其中，例如典故的“路中捍鬼袁长水”就是一个典型，这并不能完全怪罪袁术，受时代的影响，名家子弟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毛病，所以使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问题就出现在这种风格会使得对于集团和军队的管理上过于放任、随性，袁术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都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袁术军队中兵叛之事乃是常态，粮饷不足导致大饥也是时有发生，导致最后彻底垮台。归咎下来，九泉之下的袁术，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无端放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