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得主“再出发” “小先生”重返童年

本文转自：半岛都市报

鲁奖得主“再出发” “小先生”重返童年

庞余亮新作《小虫子》面世 半岛全媒体记者孟秀丽

近日,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庞余亮的长篇散文新作《小虫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先生》之后,从“三味书屋”返回到“百草园”,庞余亮叙述了童年时代和各种小虫子为敌、为友、为食的故事,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轨迹。书中的每一只虫子都在展示着一个家庭乃至一座村庄粗野、窘迫、挣扎而又单纯、善良的心理纹络。

日前,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庞余亮表示,作为贫困农家的第十个孩子,他童年时最好的玩具,就是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虫子,小虫子甚至是他孤寂童年的全部；新作《小虫子》是他获得鲁迅文学奖后“重新开始”的自我加压,他称之为自己的《昆虫记》,他从《小虫子》的写作中发现了爱和成长,也用《小虫子》写出了童年的清澈及清澈下面的浑浊。

“小虫子”是孤寂童年的全部

记者:请先介绍一下《小虫子》的创作初衷和历程吧。

庞余亮:早在写《小先生》之前,我就想写《小虫子》了。就像很多虫子都有趋光性,我的写作同样具有趋光性。按照人生的阅历,《小虫子》远远在《小先生》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写作《小虫子》,是因为我无法放下《小先生》,18岁到33岁的乡村教师的我,才是我人生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我生命中最明亮的岁月。处理好最明亮的部分,我的目光这才回到我生命中最幽暗的部分:童年。

我是我父母的第十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快成为爷爷和奶奶了。多子女的贫困家庭里,我是被忽略的那个孩子,我最好的玩具,就是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虫子。白天和黑夜里,全是那些奇怪的好玩的小虫子:瓢虫,蜜蜂,蚂蚁,米象,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尺蠖,袋蛾,丽绿刺蛾……到了冬天,大自然里的小虫子蛰伏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世代,和我做伴的还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

可以这么说,小虫子和我,是我孤寂童年的全部。这本《小虫子》,我集中写了我能够写出来的40多种小虫子,其实,和我相处的小虫子远远不止这40多种,很多小虫子,还在我生命的更为幽暗处呢。

记者:《小虫子》是您获得鲁迅文学奖后的作品,您在后记中说“我必须重新开始”,这是您文学上的再出发吗?获得鲁奖对您的写作和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庞余亮:《小先生》的素材积累是15年,整理素材和写作《小先生》花了15年,前前后后有30年。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先生》,也非常感谢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是他们发现了30年时光凝聚的《小先生》,发现了我这个在基层写作多年的作者。《小先生》的最后一篇是《寂寞的鸡蛋熟了》,写了我做乡村教师时候,一边刻写试卷,一边用煤油灯煮鸡蛋的故事。得知《小先生》获奖的那一刻,我回到家,也给自己煮了一只鸡蛋作为奖励。不是煤油灯,而是煤气灶了。

获奖是高兴的事,也是快乐的事,从此我的头顶多了一个我做梦也没想过的荣耀。应该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光了。但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作家了。中年人的高兴和快乐都不像年轻人了,多了快马加鞭的紧迫感。“我必须重新开始”,就有了自我加压的小野心。我决定回到童年,写作《小虫子》。

从《小虫子》的写作中发现爱和成长

记者:您说写作《小虫子》是最难的,为何这么说?您又是怎样应对的?这本书段落特别短,很多一句一段,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曾创作过不少儿童文学,这本书文体上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庞余亮:我写过很多本儿童文学作品,但那些都是虚构作品。《小虫子》不是虚构作品,那里面是“我”,是童年的“我”。为了寻找到《小虫子》里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我找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创作过程一再被自己推翻。一开始是第一人称写的,写得很不舒服,我与文本里的那个童年的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有时候表达起来,会产生一种不知道是现在的自己在表达,还是过去那个童年的自己在表达。后来我改成第二人称,还是不对劲。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何不用第三人称呢?果然,第三人称让我感受到了叙述和表达的自由,能进去,还能出来。这也是《小虫子》中段落特别短,很多一句一段的原因所在,通道宽敞,进出自由。

记者:您以轻松恬淡的语言写穷困、艰涩的童年生活,给人以很温暖的感觉,您童年的基本色是怎样的?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您对这句话是不是有更深的理解?请结合您的童年谈一谈。

庞余亮:我的童年是幽暗的,孤寂的。不仅仅是饥饿,孤单,还有尴尬和说不出口的羞耻感。因为父母和我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了,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生活和命运的时候,他们已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星球。但那个叫老害的孩子还在,还在那个无人关注中野蛮生长。

但我不认为我是不幸的,也不认为我是幸运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偶然的,就像《小虫子》的那些小虫子,飞过来了,又飞过去了。虫子什么都知道,知道生活和命运的真相。

我写蜜蜂的时候铭记了蜜蜂的甜,写萤火虫的时候铭记了萤火虫的光。我还写了蝉的误会,天牛的迷茫,屎壳郎的窘迫,蚕宝宝的震颤。我无法说我喜欢哪一只小虫子,但我写得最难受的,就是那篇《棉铃虫啊钻心虫》。

每个虫子都有一个乳名,每个虫子都有一个奇妙的蜕变。那些小虫子,其实就是我童年的糖果。

记者:小虫子是您童年时观察世界的媒介,如今也是您回顾童年生活的小切口,中年之后再回看童年生活和彼时的自己,您有怎样的感触?这种重返现场的书写,是对您生活经验的梳理和总结吗?您希望给读者传递怎样的观点或思想?

庞余亮:在《小虫子》的开头,我特别写上了一行题记:

“献给

那些总被认为无用的孩子们

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

他们都会飞”

我就是那个被大人认为无用的孩子。很感谢我遇到过的一本本好书,是好书拯救了我。我慢慢理解了我的童年,包括我脾气不好的父亲。因为好书给我的能量,我在我的文字中,给了他的巴掌,给了小虫子,还有那个总是呆在无人处的我以幽默和轻松的背景色调。

《小虫子》的写作也给了我奇迹,因为我重新发现了恩情和爱,还有成长。那是我多年忽略的童年宝藏。小虫子会飞,那些被认为无用的孩子,其实也在蓬勃成长呢。我在写尺蠖和飞鸡的故事,当母亲和老害按住那只叫老芦的母鸡,把母鸡能飞的翅膀剪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从写尺蠖写到了广阔的童年,还有对于父亲母亲的感恩,还有对于成长和生活的理解。虫子和我,我和虫子,合二为一。

用《小虫子》写出童年的清澈和浑浊

记者:您曾写过《半个父亲在疼》,在《小虫子》里,您对父亲的感情似乎也蛮复杂,作为家庭里的第十个孩子,以“老害”为名的“怪孩子”,还差一点被送走,您是怎样实现与父亲的和解的?您怎样看待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庞余亮:写《半个父亲在疼》之前,我问过自己,要不要写一写我的父亲。我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我受他的训斥和暴打可能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农民,年龄越大,压力越大,心情就烦躁,所以看到我就不顺眼。后来父亲去世了,在父亲去世九年之后我才开始写这篇散文。写完了这篇文字之后,我学会了和父亲和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疼痛迟缓反应者。但迟缓不等于疼痛不在。那原生家庭带来的疼痛一直都在。

童年和童年的疼痛,还有在疼痛中的成长,就是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创作源泉。很多书写童年记忆的散文,没有成长的痕迹,也就没有对成长的呈现。写成长特别难,必须把你的心剥开。你只写表面的温暖和甜蜜,而不写阴影的部分,是不可以的,肯定不真实。哪个人的成长过程没有阴影?谁的成长过程没有疼痛?重要的是,原生家庭的阴影和疼痛是和爱混合一起的,我就是想用《小虫子》,既写出童年的清澈,也写出清澈下面的浑浊和污泥。

记者:“小虫子”与“小先生”书名一脉相承,是一种承续意义吗?《小虫子》写您的童年,《小先生》写您的教师生涯,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期待其他的系列作品?您近期的创作规划可否透露一下?

庞余亮:从《小先生》到《小虫子》,我确实是在频繁地使用“小”字。我是家里的第十个孩子,也就是最小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小”。我一直又是学校和班级里最小的一个学生。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坐在第一排个子最小的那个。后来又成了小先生,这个“小”给我带来与旁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看世界跟正常人看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看世界,不会是俯视的,我从小到大看世界都是仰视,这个视角就注定了我的人生就是站在那个视角上看问题。《小先生》《小虫子》都是从这个视角、这个重心来看世界、看人生的,我还会继续循着这条路写下去,我的新书快完成了,也是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书名也是“小”。是《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三部,还有我的“百草园”生活部分,期待得到读者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