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治下的农民有多苦

文|格瓦拉同志

汉朝农民的生活很苦，在汉武帝治下尤其如此。

其实，汉武帝即位之初，从父祖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超级“好摊子”，而农民在“文景之治”中亦能享受到朝廷的“恩泽”，基本能过上稳定、温饱的生活。按照《史记》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是怎样一副美妙的画面？

汉文帝画像

然而，现实并不像司马迁笔下描绘的那般完美，对于“文景之治”之下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文帝、景帝两朝都担任过重臣的晁错最有发言权（注：晁错官至御史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早在汉文帝在位时，晁错便向皇帝递交一篇名为《论贵粟疏》的奏疏，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描绘农民生活的艰难，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揭露“文景之治”的残酷真相

按照晁错的说法，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一百石（注：汉朝的1石，相当于今天的60斤）。这微薄的收成，农民在应付完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后，才能留作口粮。如果有幸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根据晁错的奏疏可知，“文景之治”时期的汉朝百姓，在朝廷的苛剥和豪强的巧取豪夺下，劳累一生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这就是“盛世”的真相。但即使如此，文景两帝治下的百姓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武帝朝，他们不仅要充当战争的“炮灰”，而且还要忍受朝廷的野蛮搜刮，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都难以得到保障，那可真是生活在人间地狱一般。

汉武帝时期征战示意图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利用父祖留下的雄厚“家底”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通过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和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不过，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极其惨重的代价，沦为战争“炮灰”的农家子弟难以计数，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减员，等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已经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

跟人口锐减相伴随的，是极其糟糕的财政状况，直白一点讲，就是极度缺钱。而为了筹集军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享受，汉武帝需要做的，必须是加强对民间的搜刮力度。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无疑成为汉武帝搜刮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其方式则是大幅提升“口赋”的征税标准。

汉武帝画像

“口赋”即人头税，分为“口钱”和“算赋”两种，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汉朝初年，“口赋”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口钱”20钱；14-56岁之间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算赋”40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算赋”的征收对象不变，但金额却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钱，足足是先前的3倍！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农民辛苦忙碌一年，仅能过上温饱生活，在他们手里，一文钱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农民们被汉武帝如此狠心地加税，立时有种被抛入地狱的感觉。与此同时，由于大兴土木或连年征战，农村的丁壮大多沦为官家的奴隶或战争的“炮灰”，从事农耕的多是老幼弱病之人，加税在他们身上，无异于要断绝他们的活路。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农民既拿不出钱来完税，又轻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难以为继的困境下，除了自寻短见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儿“出气”，一出生便将他们无情抛弃或杀害。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各地频频发生，以至于到了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在奏疏中不无沉痛地谈及该问题，并恳请朝廷减轻赋役，将“口钱”的起征年龄提高到7岁，“算赋”起征年龄提高到20岁。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见《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汉武帝治下的农民简直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

总之，由于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的“三管齐下”，到了汉武帝晚年，江山已被他搞得千疮百孔，生计无着的农民掀起的暴动席卷海内，大有摧毁帝国的势头。此时，汉武帝才对自己的愚蠢政策感到懊悔，于是下令停止战争、减轻赋税，意在缓解百姓的困苦。然而，这“德音”来的实在太晚，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没能完全振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