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会计：一百年，一个学科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只要提会计系，厦门大学是绕不过去的，足见厦大会计系之声誉。

《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百年史》，杜兴强 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百年史》（杜兴强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为庆祝厦大会计学科一百周年而编，厚厚五大本，提供了大量会计学科史料，帮助我们回顾会计学术史，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会计学科的成长打开了一扇窗。厦大会计学科百年史，作为中国大学发展史的一部分来观察，或许这对当下有所启发。

《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百年史》梳理了厦大会计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其中1977—1999年用“厦门大学会计学派与中国会计学术重镇”来概括。这是厦大会计系最为荣光的一个阶段，是厦大会计学科的“黄金时代”。

1987年国家教委首次评全国重点学科，厦大会计学榜上有名，当时上榜的会计学全国就两家，另一是上海财经大学。有意思的事，两家都在南方。2001年教育部再评国家重点学科，厦大以无可争议的支持率入选。2024年，厦大会计学科一百年了。一百年，一个学科，风风雨雨，在所难免。

1977—1999年，厦大会计学科的“黄金时代”有什么奥秘？

一所大学的伟大，离不开大师。1977—1999年，厦大会计学科名师荟萃，那时，厦大会计学科的代表人物，是有“三巨头”（书中用“三面旗帜”来形容）之称的葛家澍先生（1921—2013）、余绪缨先生（1922—2007）和常勋先生（1924—2017）。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会计学界的代表人物。

葛家澍先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与杜兴强教授合著）、余绪缨先生的《会计理论与现代管理会计研究》和常勋先生的《财务会计四大难题》，均已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这套丛书旨在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师资建设是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一个学科，只要有一名大师，就足以让这个学科在全国有相当的地位。“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三位大先生的背后，还有一批在会计学界已有较大影响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如吴水澎、陈守文、黄世忠、曲晓辉、刘峰、李建发、陈少华、傅元略、胡玉明、毛付根、汪一凡（名单远不止这些，权作代表），等等。一流学科对应的有学术影响力的教师，各有专长，各有学术地位，聚在一起的合力远超个人影响的简单加总。一流学科的人才不是高峰，而是高原。

为什么厦大会计学科在这个阶段会有如此强大的师资团队？一般的解释是，1950年代全国高校调整时，王亚南校长（1901—1969）留住了学科发展的种子。按照要求，综合性大学只留下经济学系，财经学科需要划出去。但是事实上，厦大只有企业管理系于1953年8月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财经类学科的师资多数留在经济学系。这样，1977年之后，厦大就有条件再出发。

仅仅留下人才是不够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才能更好发挥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学文科教师发表文章很少的年代，是教师科研工作很容易被放弃的年代。文章需要发表平台。王亚南先生1950年担任厦大校长后，恢复厦大学报，并创办新期刊《中国经济问题》（这一点让我想起芝加哥大学在建校初期就办了一系列学术期刊）。

《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百年史》，杜兴强 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中国经济问题》有很高的声誉，“北有《经济研究》，南有《中国经济问题》”的说法就是佐证。有这样的学术发布平台，对于厦大会计学科来说，是幸运的。回过头看，葛家澍先生、余绪缨先生、常勋先生以及会计学科的其他教师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参与或主持了全国统编的会计学教科书编写工作。这些都是1977年后厦大会计学科进入“黄金时代”的重要基础。

没有学术积累，何来学科建设成就？学科建设不仅需要学术型人才，而且需要管理型人才。会计学科那些年做对了什么，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是学科建设者的贡献，更离不开学科带头人的领军作用。

在《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上，葛家澍先生发文《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指出借贷记账法首先创造了复式记账法的技术，从此才开启现代会计的发展史，立足学术研究成果，发中国会计学界思想解放之先声。中国会计学界关于会计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学派。会计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由此形成“会计信息系统论”。葛家澍先生和余绪缨先生均持此论。葛家澍先生早在1960年代研究会计对象时倡导“资金运动论”，这样就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和“资金运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会计基本理论的发展。

葛家澍先生1982年担任厦大经济学院第一任院长，注重学科交叉、“引理入经”、中西结合等办学理念，直接推动了会计学科建设。他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与会计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一些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在推动会计模式、会计管理体制变革的同时，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如今会计学虽然被划入工商管理学科，但是这改变不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科的密切关系，改变不了经济理论研究和会计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事实。

会计是一门实践之学，会计学科的发展必须从实践中汲取营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厦大会计学科直接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学以致用。葛家澍先生倡导创办会计师事务所。1988年12月，厦大会计系创办的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事务所服务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司上市，办出了特色，这一做法与潘序伦先生（1893—1985）开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学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的会计事业发展模式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事务所提供师生实践场所，有力地推动了厦大会计学科的发展。

余绪缨先生长期引领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同时在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上有突出的贡献。1981年2—7月，他受教育部委托，举办管理会计师资班，撰写讲义，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多个版本的《管理会计》和《管理会计学》专著型教科书式。余先生在引进现代管理会计的同时，立足国情，推动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余先生是管理会计方向全国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余先生还担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会计国际学刊》编委，可见其学术上的国际影响力。

葛家澍和余绪缨两位先生，是厦大内迁长汀时期的会计学系本科生，算起来都是1941级，实际上葛先生是1942年从苏皖联立技艺专科学校转学而来的。他们读书时，应该没有预计到，未来会共同在中国会计（学）发展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常勋先生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圣约翰大学不再办之后，他先北上山东，再南下厦门，命运多舛，最终在厦大会计系大放异彩。葛家澍先生以财务会计名，余绪缨先生以管理会计名，常勋先生以国际会计名。

常勋先生在厦大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之初就担任主任会计师，在会计实务上有突出的贡献。一流的师资总能够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对外开放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提出了新需求。一方面，会计制度需要改革，另一方面，会计知识的供给需要跟上。

厦门偏居东南一隅，但作为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吸引外资上先行一步，相应的知识需求就更加突出。

常勋先生主编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和财务管理》等多个版本的教科书，满足了不同时期外商投资企业及会计从业者的需要。常勋先生主编和主持翻译的《国际会计》，适应了对外开放条件下师生和从业者的需求。常勋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授课，为授课所编写的教材《西方财务会计》多个版本，均反映了西方财务会计发展的最新情况。1984年版的基础材料是1979至1983年美国出版的会计系列教科书，新版仍然坚持吸收最新成果。之后，《西方财务会计》《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的新版本，分别作为大专教材和本科教材，服务不同读者。

常勋先生有很好的英语功底，除主编《会计专业英语》教科书外，还在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他负责经济系资料室的《经济资料译丛》时，精力投入之多，甚至有一个人的《译丛》之说法。他翻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他的贡献绝不止这些，退休后担任民办大学华厦学院校长，造福更多的学子。

领军人物的作用在于引领学科发展，开风气之先。立足国情，厦大会计学科持续跟踪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现代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动态，拓展通货膨胀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绿色会计、实证会计等新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参与会计准则建设等会计重大决策咨询，编写领先的教科书。在1977—1999年那个科研量化评估尚未流行的年代，厦大会计学科的声誉更多来自口碑。

厦大会计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点，强大的师资带来了学科建设的自增强效应，全国不少高校的会计学系主任、院长来自厦大，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强。

厦大会计学科的“黄金时代”，离不开教学科研的持续创新。创新才能适应社会对会计教育科研的新需求，才能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厦大在会计学专业的基础上，开办了审计学、国际会计、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方向），进一步适应了社会对会计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主事者拥有开阔的视野，才可能开风气之先，在学科建设上先走一步。人无我有，人有我早，人有我更有深度，只有这样，一个学科才可能持续保持影响力。

（作者杨梅凯为经济学博士，服务于文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