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能否斡旋巴以和谈？以色列学者：结果重要，过程也重要

近期，中东地区迎来一波和解潮，地区局势开始出现缓和，这背后也有中国外交发挥的积极作用。一些分析认为，除了紧密的经贸往来之外，中国在中东多年奉行平衡友好的外交原则，也是中国能够成为可靠斡旋者的重要原因。

但对于中国在中东的另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以色列来说，沙特与伊朗和解、叙利亚被阿拉伯世界重新接纳……近期的事态发展让其倍感压力。近几年，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开始降温，但以色列仍然期待中国未来在中东事务方面的作为，也期待与中国进一步的经贸合作。

“中国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家，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有着重要的民间合作关系。双方都对进一步促进这种合作感兴趣，我们也积极地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视为我们友好关系的支柱之一。”4月27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白乐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上海犹太中心主办的“变动时代中以关系的机遇、挑战和潜能”国际研讨会期间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本文图均为国际关系研究微信公众号 图

白乐潍对中以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乐观。她在会上表示，经历了特朗普和拜登任期内中美大国竞争、新冠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干扰，中以贸易仍在扩展。中以之间政治领域的分歧没有干扰经济领域的合作。“以色列政府仍然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并将之视为以色列的重要机遇，即使发展关系时也会遇到挫折，但双方许多领域互补性强，尤其在创新合作领域，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力。”

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白乐潍参加会议并发言

“以色列应寻找中间立场”

中以在经贸、技术方面的合作一直引人关注。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与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创新技术中心的以色列进行接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前几个任期内，以色列政府在高科技创新、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与中国开展了密切合作，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帮助升级了以色列海法港，并参与建设了特拉维夫轻轨等基础设施。

然而，近几年，以色列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2019年，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布鲁耶特表示，为了保护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以色列应采取“积极措施”来检查外国投资。去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美以联合声明称将建设科技合作机制，“强调创新环境的风险管控，包括科研安全、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投资和保护战略。”

对此，白乐潍在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的经济对外国投资开放，国际招标以竞争、平等和公平的方式向所有人开放，重视投资来源的多样性。与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样，为了确保维护国家利益，以色列确实也会审查外国投资，但这些审查是基于检查潜在风险的专业流程，不针对任何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汪舒明也认为，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以关系近年来出现了波折，但相对稳定的积极因素是中以双边贸易仍在继续扩展。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大幅下降，2018年交易数量达到72笔，在2021年下降至不到一半。《国土报》分析称，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另一方面则是迫于美国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对以色列的出口继续增长，从2018年的68亿美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107亿美元。

“事实上，美国在对华经贸和科技领域的交流迄今仍然高于中以交流，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经贸科技关联甚至更高，要求以色列在对华合作中设置很高的壁垒很不合理。”希伯来大学教授、以色列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伊扎克·希霍在会上表示，以色列不应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受害者，而应当在中美之间寻找中间立场。

内塔尼亚胡政府仍然积极看待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发展。上个月，中国-以色列自贸协定第八轮谈判在以色列举行，这项被认为是中以之间历史性协定的谈判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一旦达成，双方将互相放宽关税限制。迄今为止，韩国是唯一与以色列达成类似协议的亚洲国家。

“中以需要从长计议，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构建双边关系发展的‘防护栏’。”汪舒明提出，“其一，在高政治领域政策保持节制，避免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其二，在低政治领域加强友好合作和交流。其三，维持和加强更高层级的交流合作，重新建立比较客观、公正的相互认知，管控好预期，减少因政策分歧而导致不必要的情感性伤害。”

斡旋巴以：结果重要，过程也重要

近期，中国成功斡旋促成伊朗与沙特达成复交协定成了中东地区的热点话题。此后，舆论的焦点又转向中国是否能参与斡旋中东一大根源矛盾问题——巴以冲突。

4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巴勒斯坦外长马立基通电话。秦刚表示，近期巴以冲突加剧、紧张局势升级，中方高度关注，已推动安理会举行磋商，并同国际社会密切沟通，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中方强烈谴责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言行，支持巴以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尽快恢复和谈，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同日，秦刚与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秦刚向科恩表示，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只希望巴以双方能够和平共处，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他还强调，沙特和伊朗前不久通过对话恢复外交关系，树立了对话化解分歧的典范。希望各方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对话和解，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维护中东和平安宁。

然而，科恩的表态却耐人寻味：“以方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但这一问题短期内似难以得到解决。以方重视中方影响力，高度关注伊核问题，期待中方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中方近期在中东开展的斡旋外交，许多以色列学者表示欢迎，但他们也表达了以色列方面的顾虑。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加利亚·拉维在会上表示，中国与海湾国家加强关联并调解沙特和伊朗，是中以关系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中东变了，许多中东国家在重新思考对美关系，但以色列无可选择，早早选择了美国，历史上向来如此。”拉维称。

海法大学教授埃夫隆·约罗姆则建议，“在巴以关系问题上，一个潜在的举措是中国在约以边境地带设立一个规模可观的经济开发区。”他表示，“在巴以问题上，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和平进程，结果固然重要，过程也很重要。”

“中以之间存在相互误解，其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的举措主要针对美国，而不针对以色列。”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表示。他提出了中以进一步合作的新方向：鉴于双方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双方可以开展农业援助合作，尤其可以帮助非洲解决饥饿问题。“中以关系除了双边渠道，还可以探索如何找到多边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