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背后的传奇：司马迁的坎坷人生与坚定信念

个人相信，无论喜欢历史或者不喜欢历史的朋友，都一定听说过《史记》，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前后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合称为“中国前四史”，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全书共计一百三十篇，大约五十三万字左右。其中，分为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因为体系完备、客观公允等诸多原因，使得它被历朝历代都奉为经典。

最关键的一点，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的社会发展和历史研究都意义巨大，被历代的正史编纂所借鉴和继承。进入当代以后，鲁迅曾这样盛赞: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们在称颂《史记》的同时，自然不能遗忘它的创作者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史记》本身以外，更在于他为了创作《史记》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今天，我们一起还原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还原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7年），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官，不仅史学知识渊博，而且为人方正持重，对于儒、道、法等百家思想都有研究。

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司马迁在青年时期便崭露头角，先后师从董仲舒、孔安国等名家大儒。为了开阔视野，父亲还鼓励他辗转游历各地，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和遗风遗俗，比如探访禹穴，泛舟沅水，祭拜孔庙……。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游历，坚定了司马迁要成为一名史学家的志向。他暗自决心，要继承父亲的衣钵，搜集和编写最伟大、最详实的历史巨著。

返回长安后，司马迁终于成为了汉武帝刘彻的近侍郎中，经常可以随驾出巡。公元前110年，本应该伴驾前往山东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可由于父亲病重，司马迁选择在家中尽孝。

临终以前，司马谈鼓励儿子要继承司马家的传统，著写史书以明后世，以传万代。据《太史公自序》记载:

余死，汝复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到了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终于如愿担任了汉朝的太史令，专司天文历法和皇家传记。期间，他创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确立了一系列的历法体系，被汉武帝下旨进行了大力的褒奖。

四年后，司马迁开始进行《史记》的撰写，不断搜集史料和核实记载。不过，就在此期间，一件本与他无关的飞来横祸却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长孙，自幼学习兵法战阵和弓马骑射，典型的将门之后。李广过世后，其孙进入皇家的近卫军建章营进行历练，逐渐赢得了汉武帝刘彻的关注和信赖。

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本来安排李陵负责护送辎重，但却遭到了他的谢绝。李陵请旨，要亲率五千兵马作为奇兵策应主力兵团，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据《汉书》记载: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但陵自请五千兵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上壮而许之。

由于侦察有误，汉军在深入匈奴腹地后处处被动。李陵所部仅数千人马，在浚稽山一带被匈奴单于的八万精锐所包围，孤立之下依然数次击退了匈奴的骑兵，只好退入山林坚守待援。

路博德虽然是一名猛将，但对于李陵这个凭借祖上萌荫的青年将领颇为不服，因此对于救援之事并不是特别积极。眼见援兵迟迟未到，而匈奴的攻势却越来越强，李陵只得冒险进行突围，结果被匈奴骑兵所俘虏。

当消息传回到长安时，整个朝廷都震动了。作为统帅，李广利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竟上疏谎称李陵之败是因为贪功冒进所致，被俘之后还无耻地向匈奴投降。

盛怒之下，汉武帝下旨严惩李陵的全家。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

对此，群臣虽然心有疑问，但却静若寒蝉，无人敢为李家辩解，唯有史官司马迁仗义执言。据《汉书》记载: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按理说，司马迁本与此事无关，但他素来敬重李广的忠义，也比较了解李陵的为人，故而建议汉武帝暂勿处罚，待情况确切后再议。结果，刘彻不仅不听劝谏，反而以“诬罔之罪”将其罢官下狱。

在狱中，酷吏杜周为了邀功请赏，竟然不顾“刑不上大夫”的祖制，用刑逼供司马迁招认图谋乱政和结党营私。不过，虽为文臣，但司马迁却非常耿气，硬是挺过了严苛的刑罚。

“诬罔之罪”属于大不敬之列，按律当斩。不过，汉朝的刑律中又有免除刑罚的规定，一种是“纳金赎罪”，另一种是“腐刑赎罪”。

在那个视名节如同生命的年代，就连最卑贱的奴仆都很少有接受腐刑的，更何况还是士大夫阶层。可是，司马迁为官清廉，更担心家中的妻小日后难以为生，竟屈辱地选择了接受腐刑。对此，他的内心是无比悲恸和绝望的，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到: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终于出狱后，司马迁几乎闭不出户，全身心投入到史书的创作，终于历时十四年完成了《太史公记》，后来更名《史记》。

随着《史记》的问世，司马迁曾经名噪当世。但是，他却觉得愧对列祖列宗，再没有前去祖坟前祭拜过，当真为了“大义”而舍“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