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鞋的沉默

本文转自：四川政协报

■崔加荣

我与一双鞋对视，它始终保持沉默。它一直这样静静地躲在我的橱窗里，享受它的孤独，任凭麻雀和喜鹊在树梢各自寻欢。

这双鞋属于母亲，属于曾经沉默的母亲。

母亲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来到世上，可乱世并没有打倒她。她用倔强的性格和勤劳的双手，与生活抗争着，在饥寒交迫中，吃糠咽菜，顽强地成长。

母亲嫁给父亲后，生下我们兄弟四人。母亲的一生像陀螺一样，从没有停下过，除了种田外，全家十几个人的吃饭穿衣穿鞋，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我们兄弟四个，没有姐妹，奶奶又年迈，全家人的鞋全靠母亲一手做出来。父亲种田之余在建筑工地拎瓦刀，和砖瓦打交道，鞋子磨损很快。我们四个男孩子，整天爬高上低，鞋子也不耐穿。母亲挑灯熬夜，十天半月做好一双鞋，我们穿两三个月，就会磨烂。一双鞋的完成，是我们的欢乐，却是母亲的沉默。看着我们穿上新鞋，蹦跶着跑走，母亲常常是摇摇头，继续她的沉默。

我们最早穿的全是布鞋，黑色鞋帮有棉布、洋布，或者的确良布，里子是硬实的褙子。鞋底是白布封皮，袼褙衬底，全靠母亲一针一针纳出来。纳鞋底是一件很费劲儿的事，即便是带着顶针儿，母亲的手也经常被磨破。特别是到了冬天，母亲的手被冻得裂口子。每扎一针，母亲都咧一下嘴。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如今忆起母亲痛苦的样子，仍然会热泪盈眶。

裁剪鞋底和鞋面都离不开纸样，一套纸样互相借用，能传半个村子。母亲借一次纸样，就对比着复制一张留底，下次就不用再借。我们的脚长得快，一对鞋样只用一次，下一次就不能用，母亲只好再借，或者对比着我们的脚，把鞋样适当放大。放得太大，穿起来太松，只好给哥哥穿；放得太小，又要去邻居家里借来木制的鞋排子来撑大。

母亲是个十分讲究的人，鞋底周围从不留毛茬。最初，纳鞋底的线是母亲自己用棉花纺成，后来，有了大工厂生产的洋线上市，母亲才不纺线。母亲做的都是男人穿的鞋，纳鞋底不敢偷工减料，这既是母亲认真的性格使然，也是怕我们磨破鞋底，受人鄙视。绿豆大小的针脚，密密麻麻地纳满鞋底，周围还要加一圈。

冬天的夜晚，大多时候母亲都在严寒里挑灯夜战，赶工做鞋。我睡到半夜，冒着零下七八度的低温起夜去厕所，回屋时冻得瑟瑟发抖，走到母亲身边，揉着眼睛问她咋还不睡，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睡了你们只能打赤脚，赶快钻被窝里去睡，看哆嗦得像个小猴儿。”

说完，朝我屁股上拍一下，我一翘腿爬进热乎乎的被窝，才想起母亲的手冰凉。窗户被风吹得呼呼响，窗外鸡叫声迭起。我躲在被窝里，用被子围紧脖子，不让冷风钻进来。昏暗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映在墙上，我心里涌起难以名状的感觉。

母亲有一个用麻秸编织的小簸箩，专门收纳做鞋和做衣服的针头线脑，犹如百宝箱。各色的线穗儿上面插满大小不同的钢针，还有被磨得锈迹斑斑的银色顶针儿、边缘褪了色的米色软尺和大大小小的纸样，一应俱全。那时，我经常戴着母亲的顶针儿跑去玩，有一次人回来了顶针儿却不见了，出去找半天找回来后，偷偷放回簸箩里。

如今，母亲已经年迈，旧时的物件儿大都破败不堪，丢弃大半，唯有这个做鞋的簸箩，在我的再三央求下，被母亲一直保存着。从我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母亲为我们做的布鞋不计其数，她在这簸箩里洒下的汗水亦无法计算，这个小簸箩将成为我永远的纪念。

母亲长期纳鞋底，手指头严重变形，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又无法帮手。集市上出现发泡塑胶鞋底后，他第一时间买给母亲，母亲才告别坚持了几十年的手纳鞋底。

母亲自己一直坚持穿手工布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习惯皮鞋和运动鞋。后来，她患上老年病，浑身疼痛，血压升高，做不了鞋。我们只好到处寻找合适的机制布鞋、棉鞋、仿皮鞋。母亲虽勉强接受，但仍不时提起她做的布鞋。如此过了好几年，母亲才适应社会发展，开始接受皮鞋和运动鞋。

近几年，随着身体逐渐好转，母亲又活跃起来，穿上父亲买的新鞋，重新走出了家门。白天和邻居大娘大嫂聊天，晚上到村头看广场舞，看扭秧歌。有一天，我打电话和父亲聊天，问母亲在不在，他告诉我母亲去村头打快板了。我先是一愣，马上心里一阵酸楚，几欲落泪。母亲终于走出阴影，又变回我们心目中强大、爽朗的母亲。

爱人听说这事儿之后，买了两双特制的老年鞋寄回去，母亲一双、父亲一双。春节前夕，我们回去乡下陪母亲过年，父亲说母亲会扭秧歌了，还说老年鞋好穿，脚下稳重，又轻便。我知道，母亲愿意穿我们买的鞋，是在向她的时代告别，是在向我们靠近，也是在给我们反哺的机会。

母亲告别了布鞋，一双布鞋也告别了它的时代。

母亲不再沉默，她学会了跳广场舞，学会了让子女承欢膝下。

一双鞋，一个时代的记忆，就这样，独自在我的橱窗里，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