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贵母死：北魏王朝的残忍规矩与皇权之争

引言

皇子降生，照理说那是朝廷的大喜事儿，然而皇帝却担忧这个皇子有朝一日成为储君，他的生母就会借此膨胀，甚至发展到外戚当权、祸乱朝纲的地步。为了从根子上杜绝此类问题，道武帝立下了一条“子贵母死”的例制，让皇子出生的大喜，伴随着赐死母亲的大悲。

北魏王朝，有两个悖于常理而又相互关联的制度，一是“子贵母死”，再一是“乳母干政”。开国皇帝拓跋珪“子贵母死”的做法，与历朝历代的“母以子贵”背道而驰，然而他坚持要做，可以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效仿汉武帝。当年汉武帝刘彻为了防止外戚当权，以天下为重，在立皇子刘弗陵为太子时，下令赐死太子母亲钩弋夫人。

道武帝认为刘彻的做法，是深明大义，于是他举起了“屠刀”。道武帝拓跋珪第一个开刀的是长子拓跋嗣的母亲刘夫人。刘夫人为道武帝生下了他十分喜爱的皇儿拓跋嗣，于情于理，他都不该动杀念。然而他确实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为了他所谓的皇权不被外戚所扰，即使是自已曾经喜欢过的女人。

即使是这个女人为他生了太子，即使是太子眼巴巴地期盼他能够饶过他的母亲，他还是没有丝毫的动摇，刘夫人被赐死。史学家根据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得出一个结论，道武帝赐死刘夫人，从此为大魏朝立下子贵母死”的规矩，效仿汉武帝只是一个借口，而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因为他的母亲贺氏。

拓跋珪从年幼经历的数次生死考验，后来缚父请降”前秦以自保，一直到坐上王位，成为拓跋部落联盟的领轴，最后建立代国，这所有的经历的背后，都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使他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终成帝业。这股力量，来源于他的母亲贺氏、贺氏家族及其故吏。

从血肉亲情上讲，道武帝没有母亲贺氏的爱以及由爱派生出来的能量，也就没有拓跋珪的今天。然而道武帝不是凡人，他虽然不会举起屠刀对准他的母亲，但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女人在封建王朝里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可忽视的，有时是可以翻天覆地的。

他由此想到若是在他的王朝里，女人一旦拥有了如此的权力，又有如此的能量，那将是大魏朝的悲剧。道武帝义无反顾地赐死了刘夫人，拓跋嗣为没有留住母亲的性命气愤至极离家出走。道武帝为此动过改立另一皇子拓跋绍为储的念头，并且把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秘密幽禁，险些造成为立太子连杀两母的悲剧。事情到拓跋嗣被找到为止。

死于“子贵母死”的第二位母亲，是道武帝的皇孙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杜贵嫔之死，历史上记录的含糊不清。首先她之死，不会是拓跋焘的父皇拓跋嗣所为，拓跋嗣自己的生母死于“子贵母死”，拓跋嗣曾经悲痛不已，他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儿子的母亲。

然而杜氏之死是在道武帝驾崩之前，而且道武帝在拓跋焘婴儿时就安排他与其母分居，改由乳母抚养，拓跋焘与杜氏长期分开，母子感情无从谈起，为杜氏之死提供了方便，也不会再上演拓跋嗣悲痛离家的一幕。太子的生母被赐死，太子只好由乳母抚育。这就由此产生了大魏王朝的另一个“怪胎”——“乳母干政”。

第一个出场的，便是太武帝拓跋焘的乳母窦氏。窦氏抚养拓跋焘长大，自然与太子焘结下很深的母子情，待到太武帝继位，窦氏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保太后。保太后，在太后之前加一个定语“保”字，保姆的保，似乎在提醒人们，此太后是由保姆转换而来的，并非是皇帝的亲生母亲。

然而保太后的权威和势力，并不取决于是否有个“保”字，而是取决于太后与皇帝的感情，取决于皇上是否高兴给她权力，更取决于太后本身究竟有多大的欲望和能量。紧接着，死于“子贵母死”的、是太武帝的女人、太子拓跋晃的生母贺氏。贺氏之死，与拓跋晃出生同载，死后追封贵嫔，第于金陵，随后再次追加庙蓝，飨太庙。

如此隆重，绝非是因产后染病，多半是觉得贺氏为大魏江山而死，理应得此厚待。下一个是太武帝拓跋焘十分看重的皇孙、太子见的长子拓跋濬的生母郁久闾氏。与当年道武帝把皇孙拓跋焘过早地视为储君一般，太武帝拓跋焘在拓跋濬出生不久，就看出此皇孙不同凡响，将来必是大魏朝的新君，由此也就预示着拓跋濬的生母郁久闾氏被赐死的命运。

拓跋濬的生母郁久闾氏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她死在太武帝被害之后，太武帝没有赐死她的时间，应该是因病而死。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她亦是被太武帝强行与拓跋濬分开居住的，然后有常氏保姆介入，虽然太武帝死在她之前，但常氏抚养拓跋濬之后，很快变得有权有势，利用手段害死郁久闾氏。

常氏是拓跋濬还在襁褓之中时成为他的保姆的。常氏，是在大魏朝历史上“乳母干政”登峰造极的人物。她做过三件“了不起”的事，一是帮助冯氏贵人成为大魏朝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使得冯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政治家、改革家。二是扶持其内宠乙浑，篡权夺位，祸乱朝廷，滥杀无辜。

三是极力推举常氏家族成员在朝廷任职，位高权重，已经形成一股威胁到朝廷安危的力量。据此推测，常氏如此人物，害死一个太武帝“认定要赐死”的妃子，倒也合乎常理。拓跋濬登基之后，常氏即被封为保太后，享有与皇帝生母同样的荣华富贵。常氏是否害死郁久闾氏，历史上没有定论。

而她在赐死拓跋濬的皇儿拓跋引的母亲李贵人这件事上，起到主要的作用，则没有任何异议。至于赐死孝文帝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那是文明太后冯氏。这个李氏原本是拓跋濬的一个皇妃，结果被刚刚继任不久的献文帝看上了，堂堂一国之君要娶先皇的妃子，冯太后内心一万个不开心，然而她最后还是遂了新君的心意。

当李氏生下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时，冯太后用“例制”杀死了她。虽然太后之命得到了满朝文武的同意，但是献文帝的内心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对于文明太后冯氏来讲，她曾经认为“子贵母死”的做法毫无人性，但此时她却暗自高兴，多亏了道武帝留下了如此的“例制”。当然，这一幕也同时掀开了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母子之争。

从道武帝开始，宣武帝元怡和孝明帝元诩两位之前的八位储君的生母，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子贵母死”。公元512年，宣武帝元格下令废除此沾满了鲜血的“子贵母死”例制。原因是北魏后期，“子贵母死”之例制，已经让后宫人心惶惶，嫔妃们为了保命不愿意再为皇帝生皇子。

以至于宣武帝只有孝明帝元诩一子，而孝明帝则无子，不得不以女充男冒充太子“继位”。这与北魏前期和中期皇帝子嗣众多的局面完全不同。道武帝出台“子贵母死”的初衷，是防止外戚势力的膨胀，然而到了后期，他念的这本经就逐渐地走了调儿，已经成了皇权以及后宫斗争的一把利剑。

道武帝当时是害怕女人在朝廷一旦掌控了权力，会给朝廷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但是他错了，他错误的根源在于对女性的歧视，他把万恶之源归罪于女性掌权。事实上，女性掌权，若是出于邪恶，势必祸乱朝纲，让万民受害；若是高明而贤淑的女性执掌了政权，于国于民都是幸事。

结语

何况道武帝出于防止女性干政，却偏偏造就了新的女性干政，比如“乳母干政”，比如太后理权，都是他始料未及的。道武帝早早离世，然而他一手定下的制度，却执行了一百二十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残酷而又十分可笑的“遗产”，让后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