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晋商拜关公，而徽商拜朱子？看看吧

谁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将视线投入到中国辽阔的历史中，晋商和徽商肯定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这两地的商人同是经商求财，所拜的财神却不是一位。晋商拜关公，徽商拜朱熹。虽然心中的财神不是一位，却是一条殊途同归的求财路。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时有“北晋南徽”之说。晋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徽商以血缘宗族关系为基础；晋商推崇关羽，徽商信奉朱熹。那么，这两个同一时期兴起的商帮，为何会有如此差异？道中华：晋商和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大商帮，是如何兴起的？各自主营的领域是什么？王晋丽：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晋商在这一时期兴起，主要经营盐铁，同时还兼有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绒货、颜料、煤炭、木材、烟草等商品贸易。清中后期，晋商在全国商品市场大显身手，票号也应运而生。山西省平遥县龙跃村人雷履泰于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此后，平遥陆续出现了20余家票号，这些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500余个分号，涉及70余个城镇，北至包头、张家口，西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凉州（今甘肃武威），南至香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网络，“汇通天下”。正因如此，梁启超称颂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徽州粮食产量不足，也没有得天独厚的茶叶和木材生产条件，徽州人便多外出经商谋出路。至明代中叶，徽商形成了盐、典（当）、茶、木等四大主营行业。盐在古代由官方控制，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至朱元璋制定“开中法”，允许民间用粮食换官方食盐。当然，开中法也有种种不便，商人需先去北部边疆纳粮，然后再去盐场支盐，来回奔波，成本较高。明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进行盐政改革，提出了用“开中折色制”代替了“开中法”的做法，史称“叶淇变法”。至此，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票。徽商离北部边疆距离遥远，原本在“开中法”下销售食盐不占优势，但由于“叶淇变法”，让原本的劣势不复存在，徽商因此快速发展。然而，至明万历后期，战争连年不断，徽商也因此遭受重创。清中叶，全国市场相对繁荣，徽商凭着“徽骆驼”的精神，不辞辛苦外出经商，又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乔家大院。（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道中华：晋商避亲举乡，而徽商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晋商推崇关羽，而徽商信奉朱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王晋丽：晋商的商帮治理采取“东伙制”，即让有能力、有经验的掌柜掌控经营权、决策权，股东只负责资本投入，其用人核心是避亲举乡，因此聚集了大批精明能干、实在可靠的同乡来经营管理。此外，晋商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如号内伙计不得打架斗殴，不得拨弄是非，必须听从指挥；禁止结伙营私；掌柜等高级人员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伙计等不准在营地结婚，戒嫖戒毒；不得向掌柜或财东送礼；不得在掌柜或财东家攀谈闲坐；每三年可回家探亲一次等。晋商对违规被辞退的员工，也有很多惩戒机制，即被一家辞退后，其他晋商也不再录用，使得商帮成员不敢轻易做出违规之事。徽地受朱子理学影响，宗族意识浓厚，宗族制度固化成为徽州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徽商外出经商，宗族伦理是其主要约束手段。

▲安徽省黄山歙县徽商宅院。（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唐宋以来，关羽的“忠义”越来越被推崇，加封的谥号也越来越多。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关公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等，关公的地位达到极致，民间称其为关帝、关帝爷、关夫子、关圣帝君、协天大帝等。与关公同乡的晋商，便把关公作为保护神和精神偶像来膜拜，并据此塑造了其商业伦理中最基本的内核，即以义取利，以诚取胜，追求“利”要以“义”为前提，不做有悖于义的事情。因此，“义”也成为了晋商的代名词。

▲山西运城关羽铜像。（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徽州则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里，自称“新安朱熹”的朱子数次回乡探亲并在此讲学，其所倡导的“理”和“礼”对徽商的商业秩序及个人修养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一种实用性的理学精神，颠覆了传统文化中的轻商观念，为儒、商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朱熹认为“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徽商谨遵朱熹教义，不以功利为急，而以仁义为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失“仁风”，表现出商人的儒雅。朱熹的礼学，徽人争相学习，徽商自不待言。徽商供奉朱子像，把大儒朱熹奉为神明，在经商之余，朱子之书不离左右。道中华：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很多人获利致富后都回报家乡，救济乡邻、修路架桥、兴办义学。晋商和徽商背后有着怎样共通的商业文化？王晋丽：晋商和徽商的辉煌程度在同一时期不相上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在义利面前，一定是“见利思义”，这与传统儒家“义利观”息息相关。商业伦理中的义利取舍，主要指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关系问题。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只注重义而忽视利，而是在义与利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强调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即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以义为准绳，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晋商注重“以义制利”，即面对“义利”冲突，更为彻底明确地强调“义”；徽商注重“以义求利”，即在追求利的同时不忘义。徽商和晋商虽在经营管理方式上有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儒家的“义利观”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也正是中华商道独特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