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好看主义”

我写批评，纯属偶然。几年前，我心血来潮，于小说创作之余，写了几篇评论文字，在《黄河》《阳光》等刊物发表，同道中人多有好评。这种好评直接促成我由小说创作向评论写作的转向。到2018年，我几乎中断了小说创作，竟一门心思做起文学评论的事情。我的评论作品散见于《黄河》《阳光》《延河》《长城》《齐鲁学刊》《中国文化与产业》《中国艺术报》《中国煤炭报》《山西日报》等纸质刊物以及“山西文学院”等一些较知名的网络平台，计50余万字。评论《族天下与氓世界》(2012年发表于《黄河》)和《“响水”：诗意的汁液》(2020年发表于《阳光》)分别获得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

说到批评观，我有过只言片语的表达，但以前从未写成文章。现在拾取二三话语，稍作梳理，展开阐释。

第一句话，评论工作者是一名专业的读者。在自己的一篇评论中，我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更愿意让我的批评成为一次‘延伸的阅读’。”又一次，在接受采访时，我对自己的评论工作者身份做过自况：“评论家其实是一名专业的读者。”“延伸的阅读”和“专业的读者”，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层面：前者是就阅读行为而言的，后者是从言说主体出发的。我这样说，绝非故作姿态，而是出于一个基本事实：评论工作者当然是读者。但这位读者，较其他读者，可能更饶舌，更痴情于文字，更富有表达欲。我坚持评论者的读者姿态，既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掂量，也反映了对时下文学评论的不满。我以为，一位评论者要写出好的批评文字，必得摘去“高屋建瓴”的高帽，摒弃“指点江山”的妄念，放下大而无当的抱负，不用大概念蒙人，不用大架构唬人，先做一名诚实的读者，从细读文本开始，去收获最真切的感受。我以为，这不是废话，而是一个写好评论的前提。

第二句话：争取把评论写得好看一点。文学评论要不要好看？提这个问题，好像故意找茬。坦白说，我读到的评论文章，好看的不多，说它们枯燥无味大体不错。不在少数的批评工作者，以贴标签替代文本分析，用概念化内卷评述，将教科书中专业术语搬来搬去，把本该生动的文学写作变成一种无法卒读的现代八股。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写作传统便有好看的义项，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金圣叹批《西厢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甚至宋人的书论画论，都无不文采飞扬。外国批评名家的评论也是非常好看的，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都让人一册在手，不舍得放下，何尝有一点枯燥的学究气。

文学评论固然是一种论，但这论必须有足够的文学欣赏经验来支撑。它首先是一块鲜活的文学绿地，而不是理论的灰色区域。我在两栖写作中深刻体会到：评论者与小说作家、诗人的创作冲动是一样的，都来自对诗意的敏感，都受到审美情趣的驱使，都贯注着深刻的个人经验，都把对形象的体味作为构思和书写的出发点。但文学内部的分工，却让文学批评越来越游离于创作，“批评分明算得上是创作的孪生兄弟，却越来越变得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人。非但唆使它们彼此分家，还把它们分别归属于两个相距甚远的区域，一个进入崇尚直觉的艺术领域，另一个却被派作是理论世界的公民”(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语)。我以为，在文学评论中，概念是无法替代审美分析的，理论框架的构建也不能取代文本分析，文学所蕴含的“理”决不是凭据逻辑思考就可以获得的，而过度依赖学术标签、学术用语为文只会让文章变得了无生气。文学评论既需要有敏锐的感受和深刻洞见，也一定要有文学的淋漓元气，有漂亮的文字。我将它称作“好看主义”。坚持做到：宁散漫，勿严谨；宁滋味，勿唯理；宁片羽，勿圆满，以随笔式的评述取代理的推衍。2021年，值鲁迅先生《阿Q正传》发表百年，我写成《屏蔽记忆·阿Q禅·共同相》一文。该文在某刊发表时标为“文学评论“，而在山西文学院平台转载时却标为“随笔”。我以为，这小小的标签差异，却是对我评论风格作出的最好诠释。

第三句话，评论好否取决于一个人的学养。写下这句话，心不免忐忑，这不是变相地说你自家有学养吗？我当然不认。但我话中却显然留了让人诟病的漏洞。其实，我是坦露一个事实。我写小说、写散文，也写诗。但我最大的爱好不是写，而是读。也就是说，我是一名真正的读客。我从1979年开始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有时数月半年不写作品，却无一日不读书，且什么类的书都读，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生物学的、科学的。读得有了感触，就会在书扉、书眉、书脚加上批注评语，或随手记在本子上；多则一二百言，少则三五十字。今日想来，我由创作转向评论，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的读和批的延续。数十年阅读、写作和思考，让我积累起较丰厚的学养。我的评论尚可一读，只怕得益于这些积存的学养吧。我以为，与创作相比，评论可能更依赖于学养的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