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租客之死”面临证伪，媒体：失实报道蕴含的真实情绪无法回避

新黄河评论员：李明

备受关注的“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公寓”一文，从起初的悲痛震荡正在转化为一场打假热潮。

随着多家媒体的实地探访调查，呈现出的细节表明原文有多处不实之处，比如母亲向死者转账的一万元并不是借的，死者也不是211大学毕业，死者曾三次参加考公考编，但均未进入面试环节，并非多年来笔试第一却因面试不过屡次被刷等等。

打假是有意义的

即便机构媒体碍于人伦考量，不宜过多打扰当事人家属，但通过一些旁征博引对局部细节进行还原，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通过采编技术记录他人命运沉浮还是像本文作者一样，以旁观者角度记录女租客的晦暗人生，这种记录和书写本身是一种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应该保持谦抑，而真实就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至于有舆论认为，警方既然已经承认有这样一起案件发生，不具备采编权的自媒体对局部细节把握不准确应该被原谅，这种看似公允之声本身就缺乏公允。故意扭曲失实的报道作为一种傲慢的权力，今天可以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当事人谋求关注与同情，那明天这样的权力也可以让当事人或其他人蒙受不白之冤。作为一起已经引起公共关注的悲剧，在嘈杂的争议面前，不应该以“死者为大”就放弃求真的步伐，相反，还原一个真实的而非杜撰的个体，不让她被廉价与虚假的同情而绑架，才是对已经无法发出声音的逝者最好的“不打扰”。

就像被媒体还原后的部分真相一样，逝者可能既没有那么优秀，家庭也没有那样悲惨，但正是持这样境遇的年轻人才构成了我们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过于拔高美化和悲情渲染都是对真实存在的群体的麻木。

在这起真与假、真情流露还是虚假伪善的大讨论中，舆论恰恰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为何在经历三十年互联网冲浪后，在历经各种真相反转以及咪蒙们的闹剧喧嚣过后，对讯息自带怀疑滤镜的公众起初依然会被一篇“自带水分”的自媒体稿件而打动。

其实，大多数读者在第一时间不自觉地代入其中，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所隐喻的社会情绪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与每个人身上的真实痛感是同构的——那就是平民家庭对“寒门出贵子”的焦灼以及孤注一掷考公考编难以消解的沉重。

思考不应止于打假

带着虚假水分的“女租客之死”一文所牵涉出的社会图景却是真实的：对一些出身困苦家庭的人来说，在高等教育早已普及且很难创造巨大转折的人生的当下，如何在未来预期、家族希冀，以及骨感现实中锚定自己的人生航向，是一个来自现实的拷问。

不少家庭寄希望于考公考编，但是年轻人天然散发着对开放与流通的渴望，与病态偏执地考公考编，在本质上就是冲突与矛盾的。陷入病态偏执的时间越长，对缺乏经济保障的当事人以及背后有殷切期待的原生家庭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打击。

或许有人会说年轻人和身后的家庭为什么非要指望考公考编，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干蓝领工作或者去普通企业就这么难吗？为什么非要在“考路”上走到黑？还有人说选择考公考编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既然选择了就应该承受与之而来的代价，这样的批评与警醒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忽视了真实的社会土壤。

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一些企业剥削员工的奇葩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还是高度竞争下的内卷之风成为企业文化的标配，这些现象都在加剧年轻人自由选择的风险成本，当体制内与体制外两条赛道的稳定性一目了然的时候，无论其本人真实意愿如何，也都有可能趋利避害而奔向考公考编路。这与选择无关，而是人性使然。比如前不久备受争议的“嘉峪关小作文”风波，涉事女生就流露出了此种心迹。

因为追求稳定，因为害怕遭遇不公正对待转而寻求体制的“庇护”，这种保守主义，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默契，一些家长、学生甚至是高校教师，都接受了这种规训，并俨然有在代际之间传承下去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无奈。

也正因此，不要总以过来人和上位者的姿态对这些困顿于现实抉择中的个体和家庭横加指责，有温度的社会，不能总是希望年轻人在复杂的时代浪潮中自救，不能总希望年轻人自己坚强，而是应施以必要的援手，提供相对公平的、不区分体制内外的实现阶层流通的环境与必要的兜底机制。

尽管这些工作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做起来并不容易，但起码也要从正视年轻人的群体困境开始。

总之，一篇失实的报道不会动摇公众价值观的基本盘，但失实报道蕴含的真实情绪却是无法回避的。舆论不必从一起被人为打磨过的极端个案中感到悲伤沉郁，但也不能忽视所对应的真实社会痛感，因此，我们需要从对个体命运的指摘中走向更具进步性、更具关怀性的公共议题的高地上去。

编辑：曹梦佳 校对：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