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遵元祐”

南宋政权的建立和高宗帝位的巩固都离不开元祐孟后。孟氏的后位来源于高太后，自元祐新旧党争以来，她的个人命运已经成为旧党势力起伏的象征，她的复出为“赵鼎集团”的形成定下了基调。

在“遵元祐”的政治背景下，洛学虽然只是元祐学术中的一个分支，但是通过自身在学术建设方面的成就和政治环境的支持，洛学派人士得以重新崛起。赵鼎是洛学派士人的一员，随着他的入主中枢，洛学的学术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赵鼎集团”也最终形成。

一、元祐孟后在南宋初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孟后在北宋哲宗、徽宗、钦宗三朝的命运十分坎坷。哲宗朝初期，宣仁圣烈皇后即高太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元祐，召回文彦博、司马光等旧党人士，废除神宗与王安石颁布的多项新法，从此高太后以及她为哲宗安排的皇后孟氏均成为了旧党的标志性人物。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绍述神宗新法，新旧党争又起。孟后此时也被卷入政治斗争，最终被废。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即位，旧党重新抬头，孟后随之复位。但是徽宗亲政后，开始任用新党蔡京等人，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旧党被打击殆尽。孟后再受牵连，出居私宅。“靖康之变”时，“六宫有位号者，皆从二帝北徙，惟后以废独存”，可以说高宗和孟后在变乱中“因祸得福”的经历十分相似。

尽管中原军民都希望恢复赵宋统治，但是由高宗来继位确是事出偶然，正如宗泽所说，“今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天意可知”。所谓由北方逃窜者传出的“太上皇帝即真之诏”，真实性存疑。

除此之外，高宗即位前夕，宗室仲琮等引用东晋武陵王的典故指出“今二帝北狩，王不当即位，宜衣淡黄衣称制，不改元，下书诰四方”，否认康王即位的合法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应该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此可以说高宗的继承权最主要的来源是孟后。

“经太后垂帘听政而传递天命皇权，曾是北宋处理帝系皇位继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是太后必须具有经祖宗认可的妻子身份，主持帝位的传承并赋予继任皇帝应有的正当性。因此，对相关当事者而言，势必要先强调孟后在元符年间已复位的合法，以及崇宁废位乃是出于权臣擅政之无效”。

因此，高宗在即位次日首先为钦宗和孟后上尊号，表现出推崇元祐之治的政治姿态，肯定高太后在哲宗幼年的功绩，“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

孟后不仅在高宗即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中力保高宗复辟，对南宋政权的初建功不可没。金在南宋政权建立后，以宋人废贬张邦昌为由再度发兵，高宗下诏南下避祸，一度渡海避敌。

高宗仓促南逃期间，扈从的军队只有苗傅一支。建炎三年三月初，金人逐步撤兵，高宗任命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与宦官康履等人交好，南行途中不顾形势，作威作福，此时王渊一跃成为枢密院长官，扈从高宗南行的其他将领都颇为不满，“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协所部兵，以叛杀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及内侍康履等百余人迫上逊位于皇长子魏国公并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

兵变发生后，吕颐浩首先起兵，接着与韩世忠、张浚、刘光世等人齐聚平江，一同进兵讨伐苗、刘二人，在内孟后、朱胜非等人居中斡旋。四月初一，高宗复位，次日恢复建炎年号。苗、刘二人兵变“既有其正当理由，也有其个人目的；他们既想夺取权力，又无力控制政局；他们虽然罢废了赵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既不能自己称帝，也不允许另立异姓，所以只能拥立年幼的赵旉为帝，并全赖太后作主，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不言而喻”。

孟后在此次兵变中的表现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苗傅等人公开反对赵构即位，高宗继统合法性最直接有力的证明是孟后，所以他们在扶立皇太子赵旉时，仍然由孟后垂帘听政。而孟后坚决站在高宗的立场上，假意逢迎苗傅，消除其防备之心，又与朱胜非等暗中调兵，平定叛乱后随即撤帘归政于高宗。“隆祐复辟，其功甚大”，高宗下诏“太后宜上尊号曰隆祐皇太后”，赦天下，再次重申“举行仁宗法度，录用元祐党籍”。

二、两宋之交对元祐路线的认同过程

除了孟后的原因之外，高宗选择“爱元祐”的政治路线也是继承了北宋末年徽、钦二宗对元祐的态度。早在宣和七年金人首次南下攻宋，开封告急，徽宗便急忙下手诏罪己，其中有云“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明确将军政废弛、强敌入侵归咎于蔡京、王黼等佞臣擅权，言路闭塞，贤能之人均因党籍被打压埋没。

其实自从熙丰变法失败以来，北宋的新、旧党在三四十年间就经历了数次反复，党争的恶性循环使得北宋政治走向腐坏。徽宗将强敌压境的危机推到新党、新法身上的做法也直接影响了钦宗朝的政治向背，这份“罪己诏也赋予了钦宗君臣凭据，可借继承父志的名义，改革过去的失政”。

钦宗继位不久，王黼被列为首祸，流放后即被杀。靖康元年二月，宋金和议即将达成之际，钦宗又下诏褒录司马光、范仲淹、张商英三位元祐党籍名臣，并指出“应元祐党籍、元祐学术指挥并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闻之”。除了司马光是典型的旧党代表人物外，范仲淹、张商英二人，前者是与党争无关的仁宗朝名臣，后者更是新党官员，只是因为与蔡京不合而被列入元祐党籍，钦宗此举表达出了不专门为旧党正名的倾向。

钦宗虽然抱有肃清党争流毒的想法，但在清算蔡京、王黼等人，恢复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孙的任用时，他也很难实现新、旧之间的不偏不倚。蔡京集团与王安石新党一脉相承的看法也越来越占据主流，程颐的弟子杨时就认为“蔡京用事二十余载，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杨时还上疏要求取消王安石的爵位，罢去其神宗庙庭配飨。其他如侍御史胡舜陟、御史李光等人皆上疏鼓吹元祐学术，诋毁王氏新学。朝廷一度采纳杨时罢黜新学的主张，却在太学中引来新的混乱，钦宗最后在左谏议大夫冯澥的建议下表达出既不偏向元祐学术也不偏向新学的态度，希望平息纷争。

以上措施中都不难看出比起更为急迫的金人南侵问题，暂时搁置新、旧党之间长期复杂的问题，调停双方矛盾、全力应付外部压力才是钦宗考虑的重心，但是“仅靠以上的方式显然难以满足统治需要。一则是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找到足够数量的官僚士大夫以重建整个统治集团；二则是重新起用的官员并非均怀济世之才，元祐党人的子孙也是如此。”

钦宗朝非常短暂，北宋灭亡这一巨大的政局动荡又为新政权攻击新党提供了绝佳借口。两宋之交的政治路线变化过程虽然十分曲折，但是随着元祐党籍的逐渐解禁，旧党的复出是必然的，钦宗本人的态度也无法左右这一趋势，而党争的遗留问题牵引出的持续混乱局面也是高宗将要面对的。

总结

高宗即位后，不论是面临政权重建这一新的历史任务，还是在践行孝悌之道上，“爱元祐”都是必然选择。追根溯源的同时，王安石继续受到批判。赵鼎于建炎三年上书言事，指出“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高宗最终采纳了赵鼎的建议，罢去王安石的神宗庙庭配飨，以此为标志平息了靖康以来对王安石地位的争议。

北宋的亡国不可能归咎于君主，王安石、蔡京等新党和他们推行的新法便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在南宋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贬斥新党、为元祐正名、修改宣仁谤史等，都不可避免成为当时的政治正确。所谓“拨乱反正之宏纲，古今人心之天理”，既是以“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为标准，那么元祐学术和元祐旧党势力在建炎、绍兴初期的复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