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镇江古代救生鼓与呼

本文转自：镇江日报

□ 李茂川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集中体现了古人扶危济困、急公好义、无私无畏、侠肝义胆的高尚情操。长江拯溺救生的千年历史及其文化传承，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朵智勇仁义之花，而镇江救生，则是长江千古救生这一见义勇为优良传统的发源、发展、传承、传扬的典范。记得三年前，我游览了西津渡的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为我们镇江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而震撼：古代长江中的镇江段是中下游水势最为险恶的地方，礁石众多，恶浪滔天，常常发生船难。为救助在风口浪尖奔波的人们，为官者施仁政，为商者捐钱财，为民者出力气，创设红船拯溺救生。上承天地之好生之德、下悯百姓之覆溺之灾，实乃大爱、大义、大勇精神。

《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这本书，不仅是写了自唐宋以来镇江古代救生发生、发展的历史，而且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从紧邻入海口的江苏江阴溯流而上，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直至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对自宋元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一江三湖（长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救生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探索，涉及救生组织数十家、救生义士数百人、救生历史近千年。作者通过详细的考证、系统的研究，厘清其发展脉络，全景式勾画了近千年来长江流域水上救生的历史情景。据考证，这是比较完整地研究长江古代救生历史，特别是镇江古代救生历史，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承的第一部专著。

拯溺救生、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作者要揭示的古代救生历史的重要主题。这本书讲述的中国古代仁人义士创设救生会，置办救生船、招募救生勇士在狂风恶浪和激流险滩中拯溺救生、见义勇为的历史故事，鲜活生动，感人至深。自从中唐时期镇江刺史齐浣开凿瓜洲伊娄河，镇江的西津渡码头和瓜洲渡就成为南北交通要津、漕运咽喉，舟楫如梭，帆樯如翼。每遇风浪或急流，往往舟覆人溺。于是历朝历代无论朝廷官府，还是社会贤达，都十分关注镇江段的拯溺救生。中唐时期浙西道李德裕就十分重视西津渡码头的管理，北宋的翰林学士夏竦建言在金山等处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救生船，南宋的镇江知府蔡洸造了五艘大船，以“利、涉、大、川、吉”为旗号，开设义渡以减少覆溺；明代的巡抚周忱，在大江两岸设置两只“巨舰”义渡救生。明末清初，诸多士绅和盐商在西津渡、金山、瓜洲一线渡口设置了一批专业的救生船，其中李长科设置的避风馆救生船，委托西津渡超岸寺僧人管理，并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形成了救生组织的雏形。清顺治康熙年间，一批民间救生组织开始在长江下游江苏、安徽、江西大江两岸诞生。承接避风馆救生活动的京口救生会是中国及世界上创设最早、历史最久的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家族救生世代传承是其重要特色。初期的蒋氏，从康熙四十一年到同治三年的163年间，蒋氏七代十位善人义士创办京口救生会拯溺救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一传奇历史为世界罕见；后期的镇江状元李承霖及其子孙李慎儒、李寿源，祖孙三人从同治四年至民国十四年，即从1863年到1925年，致力于镇江救生事业历时63年。李承霖因咸丰战乱避难在镇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在恢复镇江救生事业，包括恢复京口救生会，重振焦山救生局，他和焦山救生局陈任旸一道，使镇江救生的范围从城区一直向东扩展到丹徒圌山，最鼎盛时多达二十五艘救生红船在近百里江面上巡弋救生。晚年力荐其长孙李寿源协助主持京口救生会，直至民国十四年。

镇江的救生故事，是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世界的故事。宋代设立的镇江金山救生船，是中国最早的救生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救生船。镇江京口救生会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它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702年，比1825年的英国救生艇协会还早120多年，是我国救捞史上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也是世界救捞史上的一大创举。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塔。今天的江海行船，由于船舶和航行技术的现代化，与古代有着天壤之别，其风险已大大降低，但在与天灾人祸的抗争中，古代救生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力量，依然是鼓舞人们见义勇为的精神动力。这些年，镇江水上救生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在被表彰授予“江苏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的6人中，就有4人是水上救生的英模。“白鳍豚”金山湖义救联盟2021年8月成立以来，一年不到的时间，金山湖周边就发生涉水警情117起，该联盟救助了57个落水人员。

处于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大变局之际，我们重温古人的救生历史，承继古人的救生文化，弘扬古人在江河救生中见义勇为的传统，需要进一步弘扬古人向上向善的大爱美德，传承古代长江救生的义勇精神，大力推进见义勇为社会事业的发展。

（此稿系《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序言，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