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伯希和与被考古的亚洲的关系

1735年，林奈出版了《自然系统》，其展示的分类系统很快演变成一个全球分类计划。林奈自居伊甸园里的亚当，替上帝管理花园。他的门徒们则出现在世界各地收集植物和昆虫，以使花园变得完整。与“上帝的花园”几乎同步，这些冒险先锋同时也致力于完善“人间的博物馆”。到19世纪末，亚洲已成为这幅拼图里迫不及待需要补全的部分。

1906年，当伯希和踏入新疆时，他已然是一个迟到者。早在1894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就在楼兰古城附近的河道中发掘了不少文物，并率先抵达了千佛洞；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901年发现了楼兰古城，就此成为新疆常客；1900-1901年，斯坦因先后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和尼雅遗址；1904-1905年，德国人勒柯克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切割殆尽……这些探险发现在西方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而法国是缺席者。急于迎头赶上的伯希和，同样不负众望，先在库车发现了婆罗米文的古文书，又在敦煌掠走了足足十大车、六千余卷精华写本，其代价仅仅是五百两银子。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挑选经卷

当然，并非只有中国的土地在接受逐寸的考察，而是整个亚洲在经历被考古。研究（考古）亚洲，这正是法国1900年在西贡设立远东学院的目的，其成员阿尔弗雷德·福歇1901年已在越南南部开掘占城遗址；1902-1931年，时任印度考古总监的约翰·马歇尔持续在印度展开大范围的考古；1911-1914年，T.E.劳伦斯在卡尔凯美什遗址参加发掘工作；1923年，作家马尔罗远涉重洋，在印度支那的密林中凿下了由7块巨石拼成的古代浮雕，试图运出柬埔寨去卖，并因此下狱……事实上，这是不胜枚举的。

二战后，在法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一次酒会上，马尔罗声称探险家作为一个种类正濒临灭绝，并由此缅怀一个“沉睡的亚洲”。其间，那位总领事补充到：“亚洲只是在我们成其主人时才神奇起来”。与马尔罗不同，伯希和似乎并不欣赏单纯的探险家，出色如斯文·赫定亦被视为“无知的旅游者”，但他可能会热情呼应这位领事的绝妙好辞。1900年1月30日，安南皇帝被迫同意伯希和染指皇室卷宗档案。在清点越南皇室和内阁图书馆时，伯希和发现“书籍归类混乱、书名残缺不全”，其描述变得很严酷，显然认为原住民没有能力照看好自己的财物，而只有欧洲人有能力激活一个沉睡的亚洲。这一理由后来也被用于为敦煌劫经辩护，取走是免于被毁坏。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莫高窟第16窟

伯希和的不少学术研究都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如其翻译《真腊风土记》是用以让法国根据1884年签订的《中法新约》获取中国曾经的特权，并为法国要求暹罗将吴哥和西部省份归还柬埔寨提供历史依据。一如丹尼斯·塞诺在《怀念伯希和》中评介的那样：“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学术，然而他首先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

马尔罗曾在《反回忆录》中有所诘问：“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是大革命的后代……当上主人后，他们就染上主人意识了吗？”其实，大革命期间不少革命领袖亦谋求扩张征服，如丹东就主张兼并比利时。漫游者夏多布里昂一直对法国放弃美洲感到惋惜，一面强调民族平等，一面却又想使某些民族归顺于法国。就连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都是法国帝国扩张的支持者。在二战后举行的有关殖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也正是伯希和这位大革命的后裔强烈反对解放殖民地。

同理，伯希和虽痴迷于其考古发现，却未必乐于承认这些古文明的成就，或者承认它只属于一个已断裂的过去。有趣的是，正是伯希和最欣赏的中国学者陈垣，将北平图书馆藏的八千余轴敦煌经卷考订编目后，于1931年出版，名为《敦煌劫余录》，以此作为中国回声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