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里有颁赐御书的记载，颁赐御书有什么用处？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言行记录，从汉代开始，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有起居注，这一记录由注官当时记载，很少有修饰成分，因此材料比其他史料更显真实，是修撰国史的重要材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康熙朝从康熙十年九月开始，到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之间，共记载有982册起居注，语言分为满、汉两种，其中汉文正本486册，稿本7册，余者皆为满文版本。这些记录是后世研究康熙朝的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多次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活动。康熙帝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用儒家思想教化臣民，也是以这种形式鼓励大臣，是康熙一朝政治风格的缩影。

入主中原之初，满人并不十分重视汉文化。对于汉语、汉字，清朝统治者持有排斥态度，而将其满文化视为主流，在全国硬性推行，并引发了剃发、圈地等民族色彩强烈的政治活动。在受儒家文化教化数千年的中原，这些压迫、奴役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冲突，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定时，顺治帝感到危机重重。

在满汉冲突来带的政治危机中，顺治帝被迫重新审视文化差异，接受中原的传统文化。为了加强政治稳定性，他提出了“兴文教、崇儒术”的大方针。不过在清初，各方战事尚未评定，顺治帝无暇过多顾及文化方面，因此这一方针没有被很好地落实。问题延续到康熙一朝，矛盾更加尖锐。

在处理满汉冲突的过程中，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重新迎回中原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才能结束满汉相争的局面，中原人士才会在内心里接受满人的统治，从而化解民族危机。因此，作为统治者，康熙帝带头提倡、学习汉文化，苦练汉字书法并大量颁赐御书。在康熙帝的引导下，八旗子弟、满洲贵族均已学习汉文化为风尚。至此，执掌中原文化领域多年的中原传统文化再次回到中心地位。

唐代张怀瓘在《字体论》中这样说道：“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进一步解释道：“正书法者，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者，所以闲圣道也。”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书法这种抽样艺术，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中已经深受影响。具有使用功能的书法表达已经成为表现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信条。

书法影响人心，人心影响圣道，这是儒家思想关于书法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清朝统治者慎重审视汉文化时，书法就在这一过程中充当重要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的行为，正是借助这种实用性很强的艺术形式，来与汉族官员亲近与沟通，从而变相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使得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局面更加稳定，从独特的角度促进了清初社会的发展。

康熙帝通过多次颁赐御书的行为，将原本就处于中原文化领域中心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重新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孔子故里曲阜诏谕：“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又御书匾额“学达性天”赐予宋朝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祠堂，已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康熙帝御书“阐道醇儒”匾额，赐予景州知州，命其将匾额悬挂在董仲舒庙。类似的行为还有很多，康熙帝通过频繁的御书赐匾等活动，授予儒家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熙帝是一位文化修养很深的帝王，他自幼饱读儒家典籍，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相当熟悉，有自己的领悟。其中的很多名句常常被他信手拈来，引用于御书创作之中。因此，由崇尚儒家文化的康熙帝颁赐御书，就相当于颁赐“圣贤之道”。

比如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赐予吏部尚书库勒纳的御书匾额“冰鉴堂”，就出自于《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鉴”，意思是洁净如冰的镜子，寓意为教化库勒纳，身为执掌人事的官员，应明察秋毫，谨慎用人。

赐给户部尚书马齐的御书匾额“九式经邦”出自于《周礼》“以九式均节财用”，寓意希望户部身为为大清国理财的部门，应“量入为出，略有贮蓄”。赐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事常书的御书匾额“掌司纶”一语出自《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所指意思为其草拟诏书、圣旨的职责非常重要。

起居注中对康熙帝御赐匾额有相对详细的记载，当时他连书十幅，每一幅中都蕴含对官员的期望、鼓励，或者巧妙的提醒、教育的意义。这就反映出康熙帝对儒家文化十分熟悉，在儒学领域相当博学，并且运用得当。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来教育或者提醒，或者训诫官员。根据起居注的记载，他曾经给17位大臣赐过书有“清慎勤”的匾额。这句话出自宋朝吕本中的《官箴》一书，取自“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之句。其中尽是对官员的要求，可谓十分清晰。康熙帝御赐此匾额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希望大清的官员能做一个“请慎勤”的好官，清正廉明，谨慎勤勉。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康熙帝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李光地，二十四日又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王国昌，二月十二日再书《督抚箴》一篇赐予巡抚宋荦。前后时间不超一个月，康熙帝连续书写三篇《督抚箴》，分别赐给三位不同的督抚，可见康熙帝用意之深和用心之切。

康熙帝还将颁赐御书、推行儒家文化的做法推行到处理与属国的关系上来。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命翰林院检讨汪揖携“中山世土”四字御书前往琉球册封。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书“忠孝守邦”四字御书颁赐安南国王。大臣们纷纷上奏说，海外属国通过康熙帝颁赐御书，感受到康熙皇帝的震慑之威，和大清帝国的实力之强，于御书中尽可见康熙帝的怀柔之意。这种说法虽然是清朝官员的一厢情愿，但是也反映了康熙帝颁赐御书的目的，希望天下臣民共同尊崇儒家文化的愿望。

康熙帝频繁地给部院大臣、封疆大吏颁赐御书，目的是希望以此促进君臣关系，加强与大臣的沟通。比如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康熙帝赐牛钮御书并嘱咐：“此朕机务余暇所书之字，虽未甚佳，以尔职在几密之地，特以赐尔。”牛钮回奏：“臣一介竖儒，仰荷圣恩，荐拔今职，唯恐谬误多端，深切悚惧。乃过蒙皇上优眷，赐以御书手卷，益觉不克负荷。唯有敬捧宸翰，虔加珍藏，传之子孙，永为世守之宝而已。”于此类似的还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御赐索额图的御书。

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给这些大臣，希望他们为朝廷尽忠。对于那些有功德的大臣，康熙帝也常常通过颁赐御书对他们加以奖赏和鼓励。比如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康熙帝颁赐于成龙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康熙帝颁赐巡抚宋荦御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颁赐江苏乡官御书，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帝颁赐江宁通省司道等八名官员御书。这些大臣都是于朝廷有功之臣，康熙帝给他们颁赐御书，目的是鼓励他们继续为朝廷尽忠。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给一些忠臣良将的后代，以示抚恤之意。比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颁赐原任湖广粮道叶映榴之子叶勇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因其父功绩，特颁赐御书与浙江湖州府知府。此类情况，在起居住中还有很多记录。康熙帝这一举动，体现了康熙帝对忠臣良将的赞许，和对他们后人的鼓励之意，达到教化臣子成为为大清效忠的人的目的。

作为人臣，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受赐御书都是光宗耀祖之事。很多人将受赐的御书制成匾额或者刻碑勒石，甚至作文纪念，表示感受皇帝之恩，和纪念之意。根据起居注的记载，康熙帝施政期间颁赐御书800多福，而由于起居注记载的并不完全，因此实际数量应大于这个数字。

有的人认为这些御书中，有一部分是太子或者其他皇子代笔，其实在起居注中，这类御书都被特别标注，因此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一方面是展示自己的儒家文化修养，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教化自己的臣民。他以身作则，希望倡导勤勉之风气。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的形式，提高汉文化的宗主地位，使得中原人士从内心接受满人统治，从而达到清政府的稳定政局的目的。满汉文化相争，必然影响政局，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行为，他尊崇儒家文化的举动，大大缓解了满汉矛盾，为开创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