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新知录③ |学界怪才卫聚贤与他的古代中国人世界观

文|许志杰

1954年香港出版的《新希望》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华侨的信，标题是《谁先发现澳洲问题》，与此同时，新希望杂志指定专人就来信进行解答，并发出征文信息，吁请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讨论，以为厘清此题。各方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辩论，终因可证资料缺乏，未能达成相对统一的认知，这场浩大的讨论无果而终。可喜的是，著名历史与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以此为契机，迅速扩展，利用现有历史资料，以设题推演的学术研究方式，出版了轰动历史学界的著作《中国人发现澳洲》。

怪才卫聚贤

卫聚贤(1899—1989),山西万荣人，字怀彬，号介山，以山西商业专科学校毕业生身份考入清华学校(大学)研究院，跟随王国维、梁启超研究国学，追随李济学习考古，清华毕业先后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吴越文化论丛》主编、重庆“说文社”理事长，主编《说文》学术月刊，执教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为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并长期在中国银行任职。

卫聚贤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堪称当时学界一大怪才。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描述他：著作等身，外貌却像商人；山西人，却创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研究国故，思想却开放；外貌粗鲁，却写得一手精细文章；古史专家，却是商科学校出身；头衔是学者，却在银行服务。

卫聚贤涉猎广泛，他是吴越文化研究的发端者，又是良渚文化的最初确认者，率先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著书立说剑走偏锋，既有《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这些鸿篇大论，又有《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这样尖端难证的话题。难怪郭沫若也禁不住撰联调侃自己的好友，上联：大东家，大方家，法天法地，师古师今，难得一楼新宝贝；卫父子，卫娘子，聚民聚财，贤劳贤德，真成双料活神仙。

剑走偏锋看澳洲

1954年香港出版的《新希望》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华侨的信，标题是《谁先发现澳洲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澳洲华侨的一封信，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各种声音纷至沓来，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挂着著名学者、教授头衔的卫聚贤著作《中国人发现澳洲》。

该书序言开门见山：中国在北半球，澳洲在南半球，两地气候相同，中国人移居澳洲，或澳洲人移居中国，是很相宜的。中国在北太平洋，澳洲在南太平洋，中间又有南洋群岛联络，中国人到澳洲，或澳洲人到中国，是应有的事。至此，作者笔锋急转，抛出问题的症结：“中国的正史上没有记载中国人到达澳洲，也没有记载澳洲人到达中国。至于澳洲土人没有文学，当无记载可言。中国在考古上没有发现澳洲古物，而澳洲只在若干年前偶然发现一件中国玉雕寿星像，既非考古发掘所得，而又孤证难凭。在理论中，中国人发现澳洲，是可能的，但无证可凭，只好让1601年葡萄牙人到达澳洲后，为发现澳洲之开始。”

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之论据是：“空中生有的做法，没有一种直接的证据，而是从一百六七十种古书中，搜集材料，共分为三十章叙述，文约二十万字，插图共三十九。是从推断而出的。这对《中国人发现澳洲》虽属推论，但对中外交通史、南洋华侨史，以至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观，很有参考之必要。”本书还有一个副题：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朱文鑫著《天文考古》(商务印书馆民国1933年出版)，列有《春秋日食表》，将发生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0年至公元前481年之间的三十多次日食，逐一标注发生地。其中“南洋群岛”日全食两次，“中国以南”日环食一次，“菲律宾”日环食一次，“澳洲”和“澳洲南”日环食各一次。其他皆是发生在华夏大地，如黄河、长江流域，鲁国可以看到的有四次日食现象。

传《春秋》为孔子所作，实为鲁国史官逐年记录，属于官方修订的鲁国历史书籍。鲁国史官为什么要记载很多次在鲁国看不见的日食呢？卫聚贤推测，日食是各地常见的天文现象，何以《春秋》中没有记载欧洲、美洲、非洲的日食，而独记澳洲，极有可能是鲁国人到达过这些地区。到过这些地区的鲁国人回来之后，向当地人叙述看见日食的状况，鲁国的史官就记载到了史书里。以《春秋》所列的“日食表”，作为中国人到澳洲之证据，可信的程度不能说一点没有。

卫聚贤考证，《庄子》的山木篇有确切记载，鲁哀公曾于春秋末年、公元前479年左右，被一位叫做市南宜僚的楚国人所劝去往越南，“与道相辅而成”。《庄子》记：“市南宜僚见鲁侯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鲁哀公听了市南宜僚的话之后说：“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南越，当时而言是指楚国之南的越南，建德应该是越南的都城，这里有江有山，大概是在靠近今我国广西一带的腹地。

当然，古代有“百越”之说，今浙江为越，福建为闽越，广东为南越，广西为西越，越南的完整名称当为骆越。的确难以确定鲁哀公被邀去的是哪个方位的“越”，卫聚贤以各种史料作旁证，最后的结语也只能是“推论“而已。

卫聚贤“推演”飞来器、袋鼠

澳洲土著人使用了一种飞刀，叫飞来器，开始是作为猎杀飞禽走兽而用，后来兼具防卫与作战功能。澳洲土著人把这种飞刀叫做“回力角”，也叫“乌美拉”。它用坚硬的槐木，经过长时间精心打磨而成，被誉为物理性能超强、科技含量很高的原始武器。这种飞来器是澳洲土著人专用，每一个旋转的回力角，能够击落四五只鸟。

卫聚贤以中国古代兵器的弋来做推演，两者的形状与功能十分相近，甚至有同宗同根同源之缘。《说文解字》说：“弋，橛也”。弋即橛，像弋形，明证弋像极了飞来器。澳洲人使用飞来器，是1689年英国人到达澳洲之后看见的，但中国人看到澳洲人玩飞来器要比英国人早了两千年。《山海经·海外南经》说：“鑿齿持盾，一曰戈”。根据后人研究分析，此“一曰戈”乃“一曰弋”之笔误。其实，《山海经》的记载也印证了飞来器不是澳洲的土产，而是源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国度先人的发明与创造。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八千年前住在尼罗河谷的原始人，也使用飞旋器，因此很多专家认为，澳洲土著人仍在继续使用的飞来器可能是舶来品，或来自古老的埃及、印度，或来自中国。而科学实验证明，澳洲的飞来器与中国的弋，“血型”更加相近，存在基因同属关系。

澳洲的代表性动物毫无疑问是蹦蹦跳跳的袋鼠，其图案被用在了国徽上。袋鼠的形状非常奇特，似鼠似兔，前高后低，前腿短后腿长，身躯大小不一。据说，有袋类动物约有三百种，巨型袋鼠跟骡马差不多，小的比平常见到的老鼠还小。卫聚贤考证认为，中国古代的“邛邛巨虚”是澳洲的大袋鼠，“蹙”就是小袋鼠。

他引用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一段：“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丈，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予奉使日，捕的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蹙兔也，亦曰邛邛巨虚也。“沈括描述的这种所谓邛邛巨虚，的确与澳洲的袋鼠十分相像，但沈括没有说到袋鼠的唯一标志——袋。没有袋子了，何来袋鼠之说？而且袋鼠性情暴躁，一般人很难接近，更不用说随意捕杀了。

可能卫聚贤也觉得无法认定契丹“跳兔”就是澳洲之袋鼠，虽然他广征博引，最后的结论还是：“袋鼠原非中国有，中国人没有看见过。初见此物，以为它是新种——马父驴母，或牛父马母而产生的新种——这当然是乱猜，但我们可以从古人认为是新种这一点，知道袋鼠非中国物。”

中国人最早何时到达澳洲

卫聚贤是一位思想开放、具有大开大合思维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对历史问题的推演，始于史料，寄希望于新的考古发现，具有传统史家无可逾越的前瞻性与想象力。这也是《中国人发现澳洲》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发现澳洲》一书还有一个副题：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不难看出卫聚贤进行此题研究的主旨或者中心思想，不是就事论事，以此确定“中国人发现澳洲”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历史研究是允许假设的，假设的课题需要大量的新材料予以证明其合理性。很显然从196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一书出版，至今已过六十多年，新的历史材料与考古新证仍然没有出现，这还是一道待解的题。

有科学家揣测，在远古时代，澳洲是与欧亚大陆，甚至与非洲、南极洲、美洲连在一起，中间并无海洋阻隔。约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年以前，因为地形发生巨大变化，澳洲与大陆分开了，而且越分越远，成为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大岛。该岛面积辽阔，周围都是海洋，与世界两个文化中心的亚洲和欧洲，距离甚远，形成了隔绝状态。有科学家早预想到地球的南方会有一大片陆地，只是没有得到证明，而暂时称为“南方未曾确认的大地”。元代时期曾经到过中国的探险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到，中国人早知道南方有一片大陆，但不知其详。亦有推测，明代航海家郑和可能在一次风暴潮的影响下漂流到澳洲，只是因为当时并不知晓此地为何地，而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航海日志中。

中国人成批前往澳洲始于1848年，共有成年劳工100人和童工21名，都是“契约劳工”。到黄金发现之前，已经有了五千多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澳洲南威尔士发现黄金矿，需要大量劳动力，英国早年虽然以大批罪犯流放澳洲，但数目终究有限。十八世纪末，大批华工不远万里到达美洲的秘鲁、古巴等地，因此澳洲也有人提出招募华工前来开采金矿。当地的一位矿主认为：“中国人极愿向外移殖。在亚洲人中，中国人最为勤劳，并富于技巧。他们不但可以供应英国在澳洲垦地劳工的缺乏，并可在一世纪之内，把这片广漠的荒野，化作一个茂盛的田园。”其后虽有大批量华工进入，并未准确统计。但有一种记载能够佐证华工基本数目，就是从1856年7月到次年6月底，一整年的时间，仅从墨尔本运往中国的黄金就达到了11万6千9百盎司，时值50万英镑。没有足够的人力是挖不出这些黄金的。淘金是一阵狂潮，发现矿藏，人潮涌般而来，一旦矿藏没落，采矿人瞬间散去。此间到底有多少华工说法不一，初步估计差不多10万左右。随着黄金矿藏枯竭，华工的数量锐减，到1901年澳洲正式建立联邦时，全澳350万人中，取得身份的华人不过万余，占比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