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安史之乱”及其“节度使制度”是怎么来的？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最为辉煌的阶段，也就是唐玄宗的“天宝年间”，所以，它也叫“天宝之乱”。

可是，这个“天宝之乱”，为什么又叫“安史之乱”呢？

这是因为，这个“天宝之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发起的，他们两人一个姓“安”，一个姓“史”。

那么，这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他们又都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他们会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他们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唐朝的高级将领。

其中，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地区的节度使；史思明，则是在安禄山的手下任平卢军兵马使。

可是，既然他们两人都是唐朝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他们又要起兵发起这场叛乱，反对唐朝呢？

这其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唐朝官场上的将相不和。

安禄山作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却和唐朝宰相杨国忠矛盾很深，他们两人相互忌恨。

所以，安禄山就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起兵叛乱。

当然，他们这么容易发起叛乱，而且，叛乱的声势又是那么壮大，能够祸害天下长达八年之久，这又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是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濒临爆发的临界点。

安禄山和史思明，虽然都是唐朝的将领，他们却都是胡人，并且，他们的手下，也都是胡人。

这个胡人和汉人之间，因为风尚不同，是互相歧视，谁看谁也不顺眼的。

这个矛盾，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都存在，没有被化解。

再加上当时的上层统治阶级花天酒地，底层的民众却负担沉重，那种难以忍受的阶级矛盾，就很容易被引导，从而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

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晚年昏聩怠政，也没有把好关。

唐玄宗李隆基，自从改元天宝之后，就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

他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而又宠信安禄山，却对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漠不关心，不闻不问。

甚至，直到人家前来奏报安禄山造反，他还以为，那是人家因为厌恶安禄山而编造的假话，好几天都没有相信。

后来，他知道了安禄山是真的反了，却又轻信谗言，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坚守潼关的封常清、高仙芝两位前线将领，又起用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逼迫其出潼关与叛军交战，结果，导致潼关和长安相继失守。

而这次“安史之乱”的后果，当然也是十分严重的。

它不仅造成了唐朝的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加剧，以至于后来的黄巢起义的发生；而且，还造成了藩镇割据、边疆不稳、新疆西域那大片的地方，都是得而复失，整个唐朝，也是因此而由盛转衰。

另外，也是由于这次动乱，给中原地区造成的破坏，就使中国经济的重心，从此永久性地向南方转移了。

那么，以上都是公认的“安史之乱”所发生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场动乱的发生呢？

当然有。

老曹现在就指引大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个“安史之乱”所发生的必然性。

这个新的角度，是一个什么角度呢？

就是“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

所谓的“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当然要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说起。

这个“五胡乱华”，就是指从西晋时期，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趁着西晋的“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进入中原，建立起一些非汉族的政权，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对峙的那段历史现象。

其中的“五胡”，主要就是指匈奴、鲜卑、羯jié、羌、氐dī五个胡人族群。

当然，事实上，“五胡”只是西晋以来，众多乱华之胡人族群的代表，乱华之胡人族群的实际数目，其实远非五个。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各族以及汉人在华北地区所建立的国家，多达数十个。

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就有五胡十六国。

她们后来都被前秦统一，从而与南方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而在这个“五胡乱华”的过程中，由于胡、汉民族的混合交融，使各方都认识和了解到了对方的习俗与文化，也比较出各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现象。

这个“胡人汉化”，不是说，只是哪一个少数民族族群有了汉化的现象，而是所有的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族群，都有这个被汉化的现象。

比如，匈奴民族从东汉初年的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的部众继续南迁，经过持续二百多年的与汉族人的亲密接触，他们的整个匈奴，就在不知不觉中，全部被汉化了，以至于匈奴人所建立的政权，就称之为“汉”。

而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虽然他自己不识字，他却知道文化的重要，而且，他知道汉族文化比他们羯族文化要先进。

所以，他就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对张宾是言听计从。

他还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就是不得凌辱汉人。

他还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建立了前秦国的氐di族君主苻fú坚，他也是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

他广修学宫，还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的经义，奖励儒生和发现人才。

而在这个“胡人汉化”的过程中，动作最为激烈的，还是要数北魏鲜卑族的孝文帝。

这个孝文帝，他为了推行汉化改革，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迁都。

他把他们的都城，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迁移到河南洛阳。

这样，就使他们鲜卑族的主体，都处在汉族人生活的核心区域，从而加强了他们鲜卑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日常交往。

他的这个目的，当然是为了通过与汉族人的日常交往，来推动鲜卑族人的汉化进程。

他的第二个措施，是改革官制。

他把他们鲜卑族的官僚体制，改得跟汉族人的官僚体制一样。

这样也是对推动他们鲜卑族的汉化，可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他的第三个措施，就是禁穿胡服。

他不准鲜卑族人穿他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服装。

这就是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隔绝与淡忘，让鲜卑族人从风俗习惯上转变成汉人。

他的第四个措施，就是不准他们鲜卑族人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必须说汉语，这叫作“断北语”。

这个作用，就和禁穿胡服是一样的。

他的第五个措施，就是改姓氏，把鲜卑族的姓氏，全部改成汉族人的姓氏。

他的第六个措施，就是定族姓，通过对宗族等级的规定，把人们的社会身份，按照宗族等级区分开来。

他的第七个措施，就是推动鲜卑族人与汉族人通婚联姻。

就是这样，通过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大力推动，加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日常交往中的潜移默化，我们中华民族，就完成了又一次的大融合。

但是，这个民族融合，是双向的，民族融合中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在“胡人汉化”的同时，中国北方的汉人，也是在不知不觉里，进行着胡化性的改变的，也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

我们应该知道，中原汉人，以前都是席地而坐的；或者跪坐，或者盘腿坐，都是并没有坐椅子和凳子的习惯的。

至今的日本、韩国，也还有这样的风俗习惯，那都是学的我们中国人的。

但是，自从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床”，自北而南地流行开来，促使一些高足家具的兴起，于是，汉人，就都改变了那种席地而坐的习惯，这高的桌子、低的板凳，就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汉人胡化”的一个例子。

当然，这还只是波澜不惊的、潜移默化中的“汉人胡化”。

还有更激烈的“汉人胡化”，那都是在血与火的政治斗争中，被迫进行的“汉人胡化”。

因为，这个“胡人汉化”，特别是由胡人中的当权者所主导推动的“胡人汉化”，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它是会发生反复的。

而在这个发生反复的过程中，不但是“胡人汉化”的运动会发生倒退，它甚至还会裹挟着其中的汉人，也被迫随着这种倒退进行“胡化”。

比如，那个北魏的孝文帝，从推行汉化政策到他去世，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因为他迁都洛阳，使北部边境一些军镇的鲜卑族将军的地位降低、特权减少，进而导致下面的兵士的待遇跟着降低，日子难过，所以，北部边境的一些军镇，就对他的这个汉化政策十分不满。

在他去世之后，北部六镇就发生了叛乱。

而在平叛中掌握了权力的北魏将领尔朱荣，又回头对这个汉化政策，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清算。

他回到洛阳后，将三岁的傀儡皇帝以及太后，沉入了黄河，又将汉族的那些世家大族，以及那些汉化了的鲜卑贵族，几乎全部赶尽杀绝。

到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之后，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向着鲜卑化回归的，其中，又以东魏最为激烈。

他们东魏的鲜卑贵族，不仅恢复了鲜卑语，而且，还只信任鲜卑人，通晓鲜卑语的人，就会得到提拔和重用。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下，本来是汉人的高欢，为了得到鲜卑族贵族的认可，就变得比鲜卑人还要像鲜卑人。

他不仅在号令三军的时候，讲鲜卑语言，而且，还极力地倡导胡俗，将汉人蔑称为“汉儿”。

这就正是所谓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当然，这首“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小诗，不是当时的东魏人的作品，而是后来的唐朝人的作品。

但是，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作品，她这个“汉人胡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现象，都是一样的。

在西魏这边，他们也是盛行鲜卑语言，同时，他们也把恢复他们鲜卑族人的旧姓活动，推向了高峰。

他们是重用胡人和胡化的汉人，还给胡化的汉人赐予他们鲜卑族人的姓氏。

这样，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汉人，特别是汉人中的贵族，就基本上都是被胡化了的。

可想而知，后来的“关陇集团”、隋唐王室，他们都是从西魏以及北周过来的，他们不被胡化，那是不可能的。

不被胡化的汉人，怎么进得了他们西魏、北周政权的上层呢？

那么，这个“关陇集团”、隋唐王室的胡化，对后来的唐朝，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关陇集团”、隋唐王室的胡化，与这个“安史之乱”，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这个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们的那些跟着他们叛乱的手下，也都是胡人。

所以，这场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胡人跟汉人之间的民族斗争。

而如果唐朝王室不被胡化，他们会不会就对这些胡人，提高一些警惕，从而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避免这场叛乱的发生呢？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就是，胡人的传统上的政治体制，是“部落制”；而汉人的传统上的政治体制，是“郡县制”，是吧？

那么，这个“部落制”和“郡县制”的区别，是什么呢？

“部落制”，就是我们的西周“分封制”的前身。

我们西周时期所分封的那些诸侯，就是一些升级了的部落。

而诸侯是国家，她的内部是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的。

那么，部落，是不是国家呢？她的内部，有没有形成等级呢？

没有。

部落里面，除了首领和长老，她是没有等级的，她甚至有可能还在实行原始的共产制。

所以，“部落制”，是比我们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还要落后的一种政治体制。

而我们的“郡县制”，又是从“分封制”进化而来的。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在形式上，“郡县制”的军权和政权，是分开的，郡县的首领管不了军队，军队的首领也管不了郡县，他们都是分别由中央任命的，他们的这种分化的权力，也是由中央来实现统一的；而“分封制”的军权和政权，则是不分开的，诸侯国的国王，既是军事首领，也是政权首领，而且，他的职务和权力，都是世袭的，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认命。

那么，这种形式上的区别，所带来的政治效果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分封制”下的诸侯的实力强大了，他就有能力与中央对抗；而“郡县制”下的郡县首领和军队首领，有没有可能强大呢？有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呢？

没有。

“郡县制”下的郡县首领和军队首领，他们一个没有军权，一个没有财权，他们怎么与中央对抗呀？

所以，“郡县制”，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发生进化的结果，她是比“分封制”还要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

那么，她当然就比胡人族群的那种“部落制”的政治体制，要更加先进了。

但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历史的唐朝人，知不知道这个“郡县制”，比“部落制”要先进呢？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郡县制”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个“郡县制”是比“部落制”要先进的。

但是，为什么先进呢？这个“郡县制”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不熟悉那个早已离他们远去的周朝时代的历史，特别是不熟悉那个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他们不熟悉这个“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根本原因，他们只熟悉他们刚刚经历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给他们的印象是什么呢？

那就是门阀地主、世家大族拥有权力，皇帝没有权力。

所以，唐朝人，就是注意防止门阀地主、世家大族的死灰复燃，他们却不知道，周朝时期的那种诸侯王国的出现，危害其实比门阀地主、世家大族还要大，还要猛烈。

而诸侯王国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同时拥有政权和军权啊。

他们同时拥有政权和军权，他们就有可能形成足以和中央对抗的实力啊，他们就有可能和中央对抗啊。

那么，按照这个同时拥有政权和军权，即为诸侯王国的判断，这个唐朝的节度使，是否就是一方的诸侯王国呢？

安禄山这个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地区的节度使，是否就是一方的诸侯王国呢？

你一个朝代出现了诸侯王国了，就等于是你们已经回到了周朝的那个时代，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大动荡，不就是在后面等着你们吗？

所以，“安史之乱”是怎么发生的？

那就是因为，安禄山作为一个三镇节度使，他手里既有军权，也有政权，他是一方诸侯王国的诸侯王，他有那种发动叛乱的能力啊。

那么，为什么唐朝，会有这个节度使制度呢？

这个节度使制度，又与“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节度使的“节度”，顾名思义，就是节制调度；“使”，就是使节，就是由皇帝临时派遣的、代表皇帝去发号施令的官员。

所以，这个节度使，最初，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职务，而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

如果，她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执行了一个具体的任务之后，权力收回，职务撤销，那就没有什么了。

问题是，这个职务，她后来不仅变得常态化、正规化，而且，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具有地方性，实现了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

这就不仅使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她由临时性转变为正规性；而且，也使她的地位、功能发生了变化，使她成为了一个可以脱离中央支持，而独立存在的军政实体，从而使她不仅可以向外抵御外敌，也可以回头对抗中央。

当然，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说明这是形势所迫，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情况，迫使事情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个地步的。

而我们，只有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一千个理由。

我们的理由，就是唐朝上下，都不熟悉历史，都没有战略眼光，都缺乏高度的政治敏感度。

如果熟悉历史，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知道周朝的“分封制”演变成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原因，那么，唐朝的政治人物们，就应该从战略上知道，军、政必须分家；他们就应该具有高度的军政合一，内乱必至的政治敏感度。

所以，他们就一定有办法，解决军队与地方的配合问题；他们就一定有办法，防止地方政权和军权，落入到同一个人的手中。

那么，为什么唐朝的政治人物们，都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度呢？

这就是因为，“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结果。

因为“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就导致当时的人们，比较接受胡人社会的那种“部落制”政治体制。

而“部落制”里的部落，就和“分封制”里的诸侯一样，他们都是军政合一的。

这也就让唐朝的人们，习惯了军政合一的这种地方体制，感觉不到这种体制里面的危险性。

他们当然知道“郡县制”要比“部落制”先进，他们也乐于实行“郡县制”。

但是，他们只是从经验上知道，“郡县制”要比“部落制”先进，他们却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

他们不知道“部落制”与“郡县制”的根本区别，就是“部落制”是军政合一的，而“郡县制”是军政分开的。

当然，他们不能发现这个根本区别的原因，还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地主、世家大族，他们也都是军政合一的。

就是由于那些门阀地主、世家大族们也是军政合一，就导致唐朝的人们认为，“郡县制”下，也有军政合一，所以，军政合一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郡县制”下的门阀士族和世家大族的军政合一，那都是不合法的。

那是因为，社会已经腐败，皇权已经堕落，才有门阀士族和世家大族的军政合一。

而在皇权稳固的西汉和东汉时期，是没有门阀士族，也没有世家大族的。

那时候，当然也是没有门阀士族和世家大族的军政合一的。

所以，唐朝的人们，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合法的门阀士族和世家大族的军政合一，误会成了一种合理的存在，他们也就认为胡人的“部落制”的军政合一也是合理的，没问题的。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上的倒退。

而他们的这种政治上的倒退，很明显是由于“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结果，是由于“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之后，他们整体的智商倒退的结果。

所以说，一个落后民族和一个先进民族的融合，所得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扯平的，而不是相互提高的。

唐朝，由于具有了北方胡人的野性，她也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攻性，所以，她相对汉朝是更加开拓了疆土。

但是，她也是因为民族融合，而拉低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智商，以至于我们中华民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比“春秋战国”还要残酷的社会大动荡时期，那就是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所以，世界潮流，是人类的大同；各个民族，最终，总是要走向融为一体的。

但是，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希望我们的中华民族，不要再次因为某种原因，而拉低了自己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