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在兰考的领导艺术

本文转自：开封日报

王玉堂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了475天。其间，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和“一心为革命，敢与困难争”的奋斗精神，带领全县人民同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灾害作斗争，用他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赞歌，用他平凡的人生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的事迹催人泪下，他的精神催人奋进，而支撑他藉以改变兰考面貌的许多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同样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注重调查研究

焦裕禄的调查研究很有特点：一是“身至”。他在兰考工作期间，跑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经很不容易了。1962年12月，他到兰考工作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议，坐在会场一角，静听大家发言，开始熟悉兰考的情况；第二天他就下乡调研去了。当时的兰考县正遭受内涝、风沙、盐碱危害，他坚持以灾情为“导向”，哪里受灾重就先到哪里去，边走边和同行的干部交流。为了更好地“身入”群众，他在牛王庙萧位芬的饲养屋里住了三宿，与萧位芬等人一起分析灾情、谋划出路、商量计策。二是“心至”。1963年1月上旬的一个风雪夜，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员到齐后，他领着大家去了兰考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看到携家带口四处逃荒的群众，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与其说这是一次会议，不如说是一次“心入”群众、触及灵魂的现场调研。后来有人回忆说，兰考之变就是从那个风雪夜开始的。三是深入细致。为摸清“三害”成因，县委抽调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害”调查队，开展以“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调研。通过调研，对全县大小84个风口逐个查清、编号、绘图，对1600个沙丘逐个丈量、编号、绘图，不仅为治理“三害”提供了决策依据，而且通过这次调研，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调研的过程变成了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的过程。

注重谈心交心

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通过深入的谈心交心，使思想工作像春风拂面、雨润心田，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启发人、教育人、说服人的目的。当时，有不少干部说：“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足，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焦裕禄与人谈心交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分场合、不拘形式，随时随地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里去。他是个乐观派，在访贫问苦的路上，与随行的同志一起唱《南泥湾》《白毛女》，让歌声驱走奔波的疲劳，同时还不断鼓励大家，让大家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严肃的教育和精神的洗礼。焦裕禄与人谈心交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厌其烦反复谈，直至把对方说服。当时，县林业局局长一直不愿在兰考，想调往丰收地区工作，未能遂愿便小病大养，精神一蹶不振。焦裕禄知道后多次找他谈心，鼓励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顽石经不住碎敲。这位局长幡然醒悟，思想彻底翻了个个儿，深为自己过去的表现而难过。焦裕禄与人谈心交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深入谈、谈透彻。一天夜里，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听取他对改变兰考面貌的看法，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谈到后半夜，很快在思想上形成了共识：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有了思想上的共识，才有了他们后来工作上的齐心协力。

注重理论武装

焦裕禄是一个善于学习理论的人。到兰考工作时，他随身带来了《毛泽东选集》。到兰考后，无论在办公室还是下乡工作，他总是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县委常委会上，他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教育引导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勤奋工作。工作遇到困惑时，他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病重住进医院，他抱怨病房“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报纸太少了”。大女儿焦守凤到医院看他，他深情地说：“我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礼物送给你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头下面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理论学习的自觉，才有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有了工作上的定力、谋略和办法，使“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进而让人感觉到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

注重责罚有度

在当时的兰考县，救灾几乎成了县委工作的全部。一些人被困难吓住了，“灾区栽干部，容易犯错误”成为当时不少干部的一块心病，不少人对改变兰考面貌没有多大信心。兰考的干部是“千人千条心，各想各的路”，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焦裕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责罚有度，不搞简单化问责，更不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改正错误的力量。有一位公社副书记犯了错误，县委开会多数人主张给予处分。但焦裕禄考虑再三，提出暂时不要处分他。焦裕禄说，兰考的灾情是严重的，但比灾情更严重的是涣散的人心。这位同志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必要，但处分是为了治病救人。改变兰考面貌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位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肃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啊！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字字句句叩击着这位同志的心灵，使他思想受到极大震憾，流下了愧疚的泪水。

注重典型引路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的当天晚上，就提出要“进行评比劳模，认真表彰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五好党员、团员、民兵、社员，树立起办好集体经济、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旗帜”。评劳模、树旗帜、表彰先进，其实就是抓典型。焦裕禄抓典型，注重典型的内涵和亮点，不包装、不拔高，实事求是，使典型更为原生态、更具说服力、更有可学性和带动力。赵垛楼老饲养员刘宗行是焦裕禄向全县推荐的第一个先进典型。灾情严重的1963年，村里一些人逃荒去了丰收区，集体的7头牲口撇给了他。牲口在当时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为把牲口养活，整个冬天，刘宗行全家辛辛苦苦挖草根；牲口没有料，他家里仅有的70多公斤红薯干，就每天抓一把喂牲口；春天青黄不接，牲口没有吃的，他把一亩自留地里的好麦苗割下来当饲草，硬是让7头牲口存活了下来。许贡庄孙玉堂是焦裕禄发现的又一个典型。孙玉堂和他所在的生产队，曾四次退回国家的救济粮、十几次退回国家的救济款，把这些救济粮、救济款让给了最困难的兄弟队。焦裕禄高度赞赏他这种硬骨头精神，称他们“穷得有志气”！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焦裕禄选树的这些典型，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作者系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合作博士生导师，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