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别墅装修成“中世纪古堡”，却无人居住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建房热潮，村民住房不断地更新换代，呈现出由“穷乡僻壤”向“富贵乡村”的华丽转变。

笔者生于安徽皖南某县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依山傍水，土地破碎但肥沃，在笔者常年生活的小村庄里，老一辈的人都以小片土地的务农经济为生。在笔者小的时候，村庄主要以90年代简陋砖瓦房建筑为主，但在近5-10年的时间里，笔者每一次回乡都会发现有几户人家盖了新房或者将老房进行翻修，房子的样式也渐渐从简陋砖瓦房转变为富贵小别墅，从一两层的小平房转变为三层往上的小洋楼。这两年返乡的过程中笔者还渐渐发现，很多房屋的装修风格与城市郊区的别墅并无二致，甚至有一些夸张的房屋装修成了“中世纪古堡”，令笔者叹为观止。

我家的住房是2015年左右翻新重建的，当时我的父亲与兄弟姐妹们一起集资，将90年代建的老房子全部拆掉，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不仅楼房的材质改变、外观翻新得更加好看，家中的家电也都全部重新购买，换了两个60寸的大彩电，楼上也铺上了木地板。与我家房子一同翻新的还有住在隔壁的姑奶奶家，两家的房型基本一致，都是改建成舒适的小洋楼。更有趣的是，我发现我们两家翻新之后，同一条河坝上的其他人家都修了新房，短短五年之内都从90年代的砖瓦房改建成了清一色的小洋楼。

据笔者了解，村里的房屋翻盖是“成群”展开的，90年代一次热潮，10年代一次热潮，没到20年房屋就要重新翻盖一遍，和城市中小区装修风格的迭代一样。也就是说，不论老房子的使用情况如何，村里只要有几户人家盖新房，就会掀起翻盖新房的热潮。我家的房子翻盖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爷爷看到隔壁有几家房屋都重建了，沿路几户人家连在一起，自己家不翻修显得格格不入。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较强，村庄中人们生活的社会评价更多来自亲戚与邻里，这些社会网络中的人的看法往往决定了个体的生活幸福程度和满意程度。楼房翻修中，楼房本身只是“门面”，其背后隐藏的个体、家庭、宗族之间的隐性斗争才是关键。

农村自建房是在不断的“互相比较”之中频繁翻盖的，城市住房的更换频率往往比农村住房还要低，且不呈现“成群换房”的现象。城市中个人、家庭的原子化程度高，强关系减弱，弱关系分散，个体的社会选择较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个体幸福程度也更少来自社会网络的评价。故城市中人们购买一套住房，其居住年限一般在20-50年，家庭更换住房的需要来自工作变迁、子女读书或者房屋年久失修等硬性要求，而非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在农村中就恰恰相反，房屋的功能性作用和象征性作用往往并重，房屋成为个体与家庭的一项“面子工程”。那么，农村住房翻盖的大比拼，究竟是在比什么？

（一）比较子女的经济资本

在农村渐渐“空心化”的大趋势下，村庄中的居住者目前主要为50、6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务农人。其子女要么在城市中定居工作，要么在外务工，往往都是“候鸟式”往返，即过年或其他长假期间回来看一看，并不在家中久住。所以很多楼房常年居住的都是老人，加之皖南一带以小农经济为主，老人们并没有什么收入，那么盖房的钱来自哪里呢？即来自他们在外挣钱的子女们。

可想而知，新房能不能建起来、建得气不气派都取决于子女们拥有多少经济资本。故农村住房翻修的大比拼，第一个就是子女经济实力的大比拼，也是子女是否“有出息”的大比拼。子女们将钱用在新房装修上，去镶嵌父母在社会关系网中的“面子”。

每个子女到底出多少钱是一个需要仔细讨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在正常家庭关系下，子女们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商量着出钱，挣得多出得多，挣得少出得少，或者常常回家居住的出得多，不常回家居住的出得少，兄弟姐妹之间互相体谅。但也有很多更加复杂的情况，或是各个子女持有不同的观念，或是各个子女都不希望自己出得多，或者个别子女根本不认同旧房翻新，这往往和兄弟分家一样暗藏隐性博弈。

（二）比较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

所以，建房除了比较子女的经济资本之外，还比较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程度，或者可以直接说，比较子女“孝不孝顺”。

首先就是对于旧房翻盖的支持程度，子女愿意出资、支持改造是孝顺的表现，个别子女不愿意出资、有怨言会被认为不孝顺父母，传出去损名声、跌面子。其次是出多少钱的问题，子女一般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回家频率商定彼此合适的出资水平，但其中不乏斤斤计较、临时变卦或者其他的变故情况出现，导致原定计划破产，盖房工程停滞。这些小家庭内部的纠纷在农村强社会关系网络中容易被放大化，在远亲近邻的嘴里一加工极易变成对于子女的道德谴责。根据笔者所知，家里某一邻居何老家在翻新的过程中，小儿子突然提出要备婚，撤回原来出资的二分之一，希望大哥替他出，大哥不同意，要按照原来商讨的计划来，彼此一直僵持，导致何老二人在棚房里住了一个多礼拜没动工。特别是对于已经成家的子女来说，其出资情况不只是子女本身能决定的，还要考虑到妻子或丈夫，对于老房子翻修的投资就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的博弈，其中充斥着纠纷、矛盾与变数。

同时，建房过程中子女的态度也能反映出一定的家庭观念变迁。比如某一户人家的二儿子认为自己在外面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所，每年就回老家几天时间，只需要在客房居住即可，无须单独再建自己的房间，于是不愿意出这一份钱。其往往体现出家庭现代化的触角向农村社会的延伸，小家庭以及横向夫妻关系取代大家庭及纵向父子关系成为个人生活的主旋律。

笔者在这次回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楼房改建样式，一般而言楼房重建是推倒重来，即将原来的房屋拆掉盖新房，绝大部分重建都是这种彻头彻尾的重建。但这次笔者在河坝两岸观察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房屋是“半吊子”重建。

（一）“要面子”型：只修外不修里

笔者发现有几户人家只将房屋外围的门面翻修，里面依旧是20世纪90年代的家具陈列。这几户人家在90年代盖的砖瓦房外面贴了一层亮晶晶的瓷砖片，还做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和雕刻，院子的围墙和门也换了新样式，但里屋依旧是旧电视、旧桌椅，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一现象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农村自建房翻修的象征性意义而非功能性作用。这些住房的户主一般经济实力不强或者觉得房屋并没有大修的必要性，但看到周边的房屋都翻修了，自己的老房子坐落在中间不好看，为了博得“面子”就只将门面翻修了一番。

（二）“要里子”型：只修里不修外

更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还有几户人家的房屋外围还是90年代的样式，但是里面的家具陈列都已经焕然一新，自来水、热水器和新厕所都齐全，电视和网络也都装了最新款。这些人家对于房屋的翻修的看法反而体现了功能性原则，翻修房屋为的是实用的“里子”，而不是华丽的“面子”。也有部分人家经济资本不丰厚，认为房子没必要推了重建，把里面装好就行。这一行为也获得村庄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认为这是“钱花在刀刃上”的节俭行为。

“楼房建了谁来住”，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据笔者观察发现，农村旧房翻盖后，居住空间基本都变大，绝大部分新房给每一个子女都留了一个房间，不论其在村庄务农、开店，还是在外务工、工作，甚至有很多小洋楼给孙子孙女都留了单独的房间。比如我家新翻修的房屋就有单独的一个房间是属于我的，也有单独一个房间是属于我弟弟的。但是，在外务工的子女每年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像我的父母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只有过年等节假日，加起来不到一个月，其余十一个月，老家的十几间房都是闲置的。高楼挺立，装修精致，却无人居住，是农村“小别墅”重建后的通病。

房子建起来了，设施也齐全了，有网有电视，有空调有自来水，却依旧留不住人。装修华丽的农村小洋楼成为一张张空名片，是子女尽孝心的象征，也成为老人们希望子孙早日回家的理由。笔者的奶奶每次邀请笔者回家都是以新房作邀，普遍话术是家里有房间、有WiFi、有热水器，有人给你做饭吃，和城市里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回家待着呢？但笔者包括笔者的父母假期都很短，很少有时间能回老家常住。只有每年过年的5-7天时间里，笔者老家每一间房都住满了人，彻夜灯火通明。有人开玩笑说，“过年，不过是老一辈的人熬了360天后，做的一场5天的热闹梦。”

农村在不断成为“老家”，成为一代人的纪念品。

“老家”一词，本质上是代际流动的产物。在笔者家乡，农村越来越变成城市中生活的人的“老家”，变成其怀念过去、体味从前的纪念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下，子女一代脱离父母，或从村庄前往县城，或前往城市，当发生自下而上生活条件提高的代际流动之后，老家便成为故乡，成为自古至今游子赋予乡愁的地方，也成为团圆氛围的独特持有者。而每年的年关，无数人的情结涌动，便结成潮流，奔向故土。年轻人在这难得的七天假里寻得了片刻的闲暇与安宁，亲友的相聚、安闲的畅谈，连故乡的明月也要圆上三分。

我们这边的农村社会是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即分散型村庄，兄弟姐妹分家后即不再有过多联系，父母是兄弟姐妹聚居、中秋赏月、年关守岁的唯一桥梁。我所感受到这边的家庭关系有一种“亲近的疏离感”，具有半传统化半现代化的色彩，距离较远的兄弟姐妹平常生活上不会产生特别紧密的实质性联系，但是逢年过节一同回到“老家”时，与父母同坐于一个饭桌、一个麻将桌之上，就会产生很短暂的、紧密的亲近之感。

但刨去年关与假期，余下的时间里，老家依旧是老一代父母的空巢，不论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砖瓦平房，还是21世纪的小洋楼。农村楼房的不断翻盖、那一间间为子女们留出来的宽敞的房间都无法改变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走向“空心化”的事实。不断翻盖的农村住房满足的是老一辈人在其社会交往网络中的“面子”，以及其对于子女能回家常住、齐聚一堂景象的想象与希冀。在城镇化的巨浪之下，农村住房的翻盖表面上是向现代化的城镇、原子化的小家庭步步迈进，所有的设施都向此贴近，但实际上，小洋楼、多房间的构造本质上是往传统化的乡村、联合化的大家庭这一反方向不断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