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杆2023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看见“全能”消防员

对北京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的157名消防员来说，日常生活就两个字：救援。

这支被称为北京消防“特种部队”的队伍，常常要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他们会三天不眠不休，扑打一场火；一周背不沾床，转移被暴雨困住的群众。

救援不分国界，队员们曾经跨越莫桑比克海峡，直面洪水，也曾出征土耳其，寻找地震废墟中的幸存者。

2023年，特勤支队执行各类灭火救援任务85起，累计营救被困人员42人，转移群众734人。

这些任务带来的伤痛会烙在他们身上：身上被火烧的伤疤，被洪水泡过后浑身起的疹子，都只是皮肉之苦；废墟里的逝者，是最不愿提起，又最难抹去的记忆。

但只要警铃响起，下一次任务还会继续。

特勤支队消防员架设绳索通道救助被困人员。 受访者供图

成片的疹子，烤化的头盔

雨胡乱地拍打在脸上，路况几乎每时都在变。特勤支队的队员把脚从泥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摊泥，蹭着往前挪。

这次的水灾似乎比两年前的河南水灾凶得多：当年是城市内涝，水流速低，这次是山洪，水流湍急，冲锋舟不好使，公路被冲毁，山涧里堆满了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最深的地方，一脚踏进去，没到大腿根。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夏天，北京在92小时内降下了总量相当于1.5个密云水库或是306个西湖的雨。

特勤支队5名消防员为了到对岸架设绳索，正在逆流而上。 受访者供图

7月31日，房山陆续出现险情。特勤支队派出75名队员，分为3组参加救援。

副支队长岳馨的嗓子在暴雨后的第二天就哑了。在漫水河水文站转移被困村民的时候，岳馨的眼被雨淋得睁不开，扩音喇叭也进了水，他大声向对面的老乡喊话，告诉他们怎么把抛过去的绳索系在电线杆上。

8月第一天，一队消防员刚结束了在房山的救援，又走了30多公里山路，赶往门头沟的安家庄站——暴雨让Z180次列车上的900多名乘客滞留在那里。

得到指挥部“带旅客徒步转移”的命令后，特勤支队决定在8月2日沿原路返回，将列车上一批特殊乘客——45名从新疆哈密来京研学的师生带下山。

然后就有了在网上刷屏的照片：垮塌了一半的公路上，站着一群手拿探杆的消防员，他们背对悬崖，面朝山体，形成一条“人形护栏”。

他们面前，45名师生依次走过。有的消防员为了尽可能多地给孩子们留出行走的空间，把脚一次次向崖边挪；有的消防员身上背着3个孩子的书包；有的孩子太小，消防员全程抱着行走。最终，师生们成功抵达接驳点。

特勤支队消防员护送Z180次列车上的45名研学团师生走过被洪水冲毁的道路。 受访者供图

约两周后，救援结束，队员们陆续回到大兴的营地。终于能洗上热水澡，把硬得像板子一样的衣服换下来，岳馨发现，腿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了口子，身上也因为被水泡久了，起了大片疹子，已经慢慢裂开又愈合。

这是岳馨参加过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但不是最危险的一次。

特勤支队成立于2013年10月，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高米店中队和2003年成立的总队特勤大队。他们是北京消防中的“特种部队”，也是一支机动部队，派他们去增援的往往都是最凶险的任务。

2015年1月29日，位于东城区的百荣世贸商城二期仓库出现人为纵火事件，过火面积达2800平方米，相当于6个半标准篮球场。

这场火用了71小时才被彻底扑灭。北京消防部门先后调派了62个中队的850名消防员和165辆消防车到场，特勤支队高米店中队消防员陈兴达是其中之一。

火灾前一周，24岁的陈兴达做了静脉曲张手术，前一天，他刚刚拆线。领导担心他伤口，不让他去，陈兴达用10分钟就穿戴好装备，“我当时已经是班长了，手底下的小孩们都在里面，我不去，他们心里会发毛的。”

他贴着地上的水进了火场，火苗“嗖”地从耳边掠过。仓库的自动喷淋系统已经被烧坏，他要手动打开喷淋阀门，给火场降温。

那时的陈兴达不到120斤，依靠着瘦小的身材，他七进七出狭窄的火场通道，胳膊都麻了才把阀门拧开。最后一次出来，队友发现，他头上能耐得住260℃高温的头盔被烤成了焦黄色，贴近脸部的位置被烤化了。从此陈兴达多了个外号：“头盔哥”。

2015年“1·29”北京百荣世贸商城火灾扑灭过程中，陈兴达的头盔被高温烤化。 受访者供图

塌陷的楼板，压扁的脚

就是因为那次战斗，陈兴达的伤口化脓，又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仗着年轻，他没跟家人说。没想到这场火灾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父亲给他打电话，说母亲看到电视里三天没睡、满脸是灰、眼窝深凹的儿子，哭得稀里哗啦。

这注定是份离危险极近的工作。但也很“吃经验”，进的火场多了，“第六感”就能识别到那些信号。

2011年底，特勤支队消防员潘照虎在一处库房灭火，只觉得环境格外热，用手摸了一下旁边的承重柱，隔着手套也能感到烫，水滋到上面，柱子发出“嗞嗞”的声音。

“不对劲。”三年的救援经验让他心里一沉。他向指导员喊，两人决定撤。几秒后，四五米高的楼板塌下来，正砸在刚刚两人站的地方。

也有躲不过的。一次，一家黏合剂工厂着火，引发油桶爆炸，当时还在亦庄消防队的岳馨和队友在一个露天储存通道，采取向油品喷射泡沫的方式灭火。

泡沫量不够了，正在协调的过程中，火就烧到了跟前。这种可燃液体形成的火焰有一种独特的名字，叫“流淌火”：火浮在油和黏合剂的上层，蹿到人胸口，像河水一样向外淌。

地面特别滑，岳馨和队友摔倒了，滚了一身的油，战斗服和头盔都烧了起来。队友们把自己的战斗服脱下来，朝他们两个扑打。火扑灭后，岳馨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掉了皮，队友的脖子也破了。

特勤支队训练场上，队员们进行灭火训练。 受访者供图

比起身体，更难愈合的是心理创伤。潘照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任务3000余起，解救被困群众超400人，但他仍然记得自己参加的第一场事故救援。

那是一个冬天，有一辆货车追尾了前面的卡车，货车驾驶员已被救出，副驾乘客生死不明。班长让潘照虎先不要过去，他怕这个新队员看完受不了。

潘照虎觉得，自己已经训练了几个月，心理承受能力也不差，就过去看——伤者还有生命体征，但脚被压扁了，整个脚踝变形浮肿，向外冒着热气。班长看他没过多反应，叫上他一起参加救援。

第一次救人，潘照虎很激动，也有成就感。转天，炊事班端上来一盘热气腾腾的猪肘，他心里有点膈应。起初，他打完菜就躲到一旁吃，结果炊事班连着做了一个月，潘照虎不好一直下桌吃饭，就闭着眼夹菜，脑子里都是那只被压扁的脚。

他用了一个月才缓过来。

麻胳膊，厚脸皮

更令人煎熬的是悔。

有一年夏天，塔吊倒塌，有人被困，特勤支队前往救援。潘照虎看到，伤者的腿被塔吊的大梁压着，现场有很多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潘照虎没多想，以为被困者只有腿部受伤。

因为消防车无法将大梁吊起，队员协调了市政的一辆大型吊车。等待过程中，伤者的脸色越来越白。潘照虎去扶，才发现他的后背全是血，撩开衣服，背部有一个窟窿——异物扎穿了他的肺。

这并不是潘照虎的错，但他依旧耿耿于怀，“如果当时的我更专业，这个人应该能救活。”

2014年，潘照虎在特勤支队接触到了医疗培训。以后再发现被困人员，他会第一时间检查对方身上有没有出血点，还有手脚末端反应，判断脊柱是否有问题。

特勤支队的日常培训，都是为了应对实际救援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为了锻炼新队员的抗压能力，陈兴达设计的黑暗中极限穿越火线项目。 受访者供图

陈兴达负责训练新队员，至今已有6年。之所以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大概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轴”劲。

2010年读高二的时候，陈兴达入伍。当时消防部队归属武警序列，他被分到大兴高米店训练基地。陈兴达给自己定了要求，不能被班长挑出来哪里不好，不论是业务还是内务。战友回家过年，他不回，“自己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没有回家的理由。”直到2015年春节，他如愿考上军校，“有脸面对父母了”，才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一般来说，训练时会用烟饼模拟火灾烟雾，那不行，陈兴达要用一把真火，再放俩烟饼。他坚信，只有看到最危险的一面，才能激发人的身体本能。“虽然现在流汗甚至流血，但是到了火场上，你把命给我保住了。”他对队员们说。

模拟地震救援，有一个狭小空间作业科目，人要钻进特别小的洞口，躺在里面，用电动凿岩机把上方的水泥板凿出个洞。机器不沉，但是产生的冲击力均匀又持久，只能由胳膊承受，久了就会麻，稍微松一点力就会打偏。

刚来的新队员，在里面凿5分钟后喊：“队长，我不行了，太累了。”“不行也得打！”陈兴达边回复，边用水泥板把出口封住。

特勤支队训练场上，队员们模拟地震救援。 受访者供图

他知道这些训练不会白费。在土耳其地震救援时，他躺在狭小的空间里，用电动凿岩机凿了10分钟，咬着牙把楼板凿穿，救出了幸存者。

特勤队伍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13年前，23岁的毕洪一刚大学毕业，就加入了丰台方庄特勤中队。中队的传统是，刚授完衔的消防员，要在门口站满一年岗。

刚来的大学生没有经验，没资格去太凶的火场。每天晚上站完岗，毕洪一都不回宿舍睡觉，而是抱着被子去指挥车上睡——一旦有任务，他能最快准备好，然后跟着车就走。

“Yardım”

2018年，中国救援队成立后，培训变得更为严格、规范。特勤支队的队员作为中国救援队的骨干力量，不仅要掌握游泳、医疗急救等技能，很多队员还考取了挖掘机和起重机操作证、绳索救援证、无人机飞行证、潜水证、搜救犬培训证和危化品培训证。

任务范围也逐渐从国内扩展到海外。

当地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强震。一名专家曾表示，土耳其东南部7.8级强震的破坏力，约等于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

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救援队赴土耳其实施国际救援。

中国救援队和中方志愿者在现场与土方救援队就救援方案进行沟通(右二为王墨）。 受访者供图

作为行动队队长，45岁的王墨在1小时内确定了初步方案，2个小时内组建队伍，并确认了所有搜救装备和物资。

困难不少。队员们虽然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救援英语，但这次的救援现场，却以土耳其语为主，语言不通。作为行动队队长，头发灰白的王墨承担的工作更多，既要制定行动方案，又要确保队员们的后勤保障和现场安全。救援的一周时间里，陈兴达几乎没有见他睡过一个整觉。

中国救援队营救的第一名被困人员是位孕妇，她所处的8层居民楼已被压成一层。中国救援队与土耳其官方救援队用了一天时间，轮换作业，打通了一条11米长、两人宽的“U”形救援通道。孕妇提出请求，一定要先救她的孩子，她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活着的。

有队员看到了那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孩子。孩子距离洞口更远，想要靠近孩子需要耗费队员们更多体力，但他们选择了尊重，“我们用了很多毯子把女孩送出去，现场气氛非常压抑。”

告别来临的时候，消防员同样是脆弱的个体。

队员张天初破拆了四五个小时后，在废墟深处发现了一位遇难的母亲，而她的双臂里还护着一名一岁左右的孩子，经现场医生检查后，确定了孩子刚刚离世。刚当父亲不久的他，脑海里都是自己的女儿，回到帐篷里，他躺在垫子上流泪。

潘照虎克制些，会轻轻拍打逝者身上的灰尘和污渍，找东西把人盖住，再抬出来。

在土耳其救援过程中，中国救援队排查总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搜寻遇难者11人，营救出6名幸存者。

模拟地震救援演练中，两个队员在用凿岩机凿混凝土，下方队员用木板接住掉下来的瓦砾，为被困者做遮挡。 受访者供图

第6位幸存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埋了150小时以上，但还能说话。十几层的建筑垮塌成两层楼高的废墟，他处于废墟中间，属于深埋人员。

土耳其官方救援队打算使用“安全破拆”的方法，相当于用混凝土环锯在被困人员上方抠出一个人形轮廓，再将人抬出来。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只打穿了脸盆大的洞口。潘照虎看着干着急：“被埋这么久，人的身体机能自动开始屏蔽消耗了。这时候让他看到阳光，求生的欲望会加快他的消耗。”

在轮换的过程中，潘照虎与队长商议后，决定采取“快速破拆”策略：用电动凿岩机在被困人员一米外凿出长方形空隙，顺着往被困人员那边凿，连续40分钟，人就露出来了。

但被困人员的脚被压得严严实实。潘照虎向土耳其救援队队长做了一个抠沙子的动作，对方立刻就懂了——当地地板建筑材料用沙子作为保温层，将沙子抠掉，脚就容易释放了。

被困者被救出后，土方队员拉住中方队员，拥抱，合照，交换徽章。潘照虎知道，这代表一种认可，“每一场救援都像是一次考试，特别是在国外救援中，现场有被困者、家属、当地救援队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们。我会时刻想着，我代表的是中国救援力量。”

中国救援队队员在土耳其进行救援。 受访者供图

在营救出第六名幸存者以后，救援任务已经进入尾声。留给救援队在现场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尽最大可能监测到生命体征，王墨决定在夜间同步开启救援。他24小时驻扎在前线，和队员们昼夜不停地进行搜救。奇迹没有发生，但王墨觉得，“这样离开了，就安心一些。”

在撤离之前，他们将食品、饮用水、部分帐篷、药品以及钻头等救援工具留在了土耳其，供当地救援队继续使用。他们还学会了一个土耳其语词汇：Yardım，是需要帮助、救命的意思。

“我记住了这个词语，也记住了废墟里渴望生存的眼神，以及每次救援成功后的欢呼。这些，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队员田园说。

特勤支队部分消防作战服

（12月12日摄于特勤支队训练场）

特勤支队消防员陆诗凯，加入消防救援队伍3年，穿着隔热防护服，适用于石油化工现场、高温区域灭火救援现场。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李志凯，加入消防救援队伍8年，担任副班长，穿着一级化学防化服，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现场。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贾张赫，加入消防救援队伍8年，穿着避火防护服，适用于短时间穿越火区或短时间进入火焰区进行救人、抢救贵重物资、关闭可燃气体阀门等任务。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王宇，加入消防救援队伍7年，穿着灭火战斗服，适用于一般火灾事故救援现场，对消防员的头、颈、躯干、手臂有防护作用，具有一定的阻燃、隔热、防水、透气等性能。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刘栋栋，加入消防救援队伍15年，担任班长，穿着抢险救援服，适用于建筑物倒塌救援、抗洪抢险救援和交通事故救援现场。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张瑀，加入消防救援队伍9年，穿着中国救援队队服，适用于地震等地质灾害救援、高空绳索救援以及狭小空间破拆等救援现场。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特勤支队消防员展示不同类型的消防作战服。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彭冲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