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3年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这时距离去骑塘桥航船开船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只能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东坐坐、西坐坐，犹如一块被遗弃的石头。

■严金山

1983年，对嘉兴来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撤地建市，新做人家。我的人生同嘉兴有点同呼吸共命运的相似，那年我也成家了。

1983年，我那相爱多年的她从海宁师范毕业，实现了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的华丽转身，当时叫作“跳出农门交好运”。

她，1975年做民办教师，一直在大队拿工分。从这一年开始，她能和男教师一样每月拿43元，每到一个月的6号就发现金，领粮票、肉票、豆制品票，甚至香烟票。令人高兴的是，工作有望根据自己意愿在县内调动。要知道当时民办教师的关系是不可能在大队之间调动，更何况是相隔八九十里的边远公社了。

我俩是在1977年相识的。因为民办教师的特殊编制，所以谁也没提过结婚，也不舍得提出分手。我们相爱着，鼓励着。为挣脱“民办”的束缚，寻找着光亮的窗口。苍天有眼，我提前她两年找到了一只“铁饭碗”，随后她走了我的老路，终于“圆梦”。

1983年国庆节，我们结束了“万里长征式”的恋爱行程，结婚了。结婚意味着我们有条件安居乐业。原本她在海宁县边界上的骑塘桥，我在湖州市边沿的含山脚下。相见一次的单程需要一整天，外加起早贪黑。

我早晨四点多出门，到河山去石门的航船必经的宝珠桥头等候。七点半左右到达石门北河口，我得像兔子一样快速上岸，穿越整个石门镇，去赶七点五十分那班由桐乡开往海宁长安的轮船。如果脚步稍有松散，就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东高桥对岸的轮船开走。

穿越石门镇的时间段刚好是赶集的高峰。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大脑一直在给双腿发出指令：“快点！再快点！”有时候撞到了上街农民的担子也来不及说声“对不起”，径直往前走。

有一次，还真的撞到了一个从店里出来双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的女人。那家店门口摆着卖各种蔬菜的地摊，中间的路上有背篓箕的，挽长篮的，头上顶着面匾的。我想从地摊人背后穿插过去，抄个近路。刚跨上个台阶，只听见“啪嗒”一声，小腿上一阵热乎乎。那个女人不知是惊吓，还是不舍。双手还在空中摆着端碗的姿势，嘴里就骂出了一连串好像事先编好的狠话。我随手从裤兜里摸出一块钱塞在她手上，耳朵来不及听她骂我什么，双腿就匆匆忙忙赶路了。

等我上了轮船，找到座位后才发现草绿色的球鞋里还有一只黏糊糊的馄饨。

十点左右，轮船在崇福码头靠岸，我到站了。这时距离去骑塘桥航船开船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只能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东坐坐、西坐坐，犹如一块被遗弃的石头。

如果没有遇到航船中途抛锚，如果没有遇到供销社装货而不能准点，我就能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到达骑塘桥。如果随便有个“如果”，天黑到家也很正常。

结婚就意味着这样的经历可以载入史册。

这年冬天，她告诉我要做爸爸了。从此，开启了家庭人口的增长期。

我的1983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四十年来，我一个人变成了六个人。如果把嘉兴比作一颗星球，那么我就是这颗星球上发射的同步卫星。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