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关于大学校门开放问题的思考

近日，一段游客进深圳大学参观被拦质问保安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视频中，一名男子想要进入深圳大学游览，却被保安拦下，随后他拍下视频接连质问：“请告诉我，深大是谁的？”“我们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让进？”这一串灵魂拷问，在网络上激起一片喧哗，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此事再次引发关于大学该不该让外人自由出入的集体性讨论。

事后，校方专门回应称，深圳大学入校管理规定暂未有变化。回应中亮出的规定有三条：持有校园卡、校友卡以及海滨小区住户卡的人员可以凭卡入校；因公来访的人员可以通过入校预约平台预约登记入校；确有急事未预约的来访人员，经登记身份信息后，可由安全保卫部审核入校。三条规定对所谓的“社会人”不太友好，甚至苛刻。寻常人出入校园，多只为漫无目的地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校园的氛围，未必有“急事”和“公务”。但规定预设了“急事”和“公务”这样的入校标准，等于直接把既无急事又无公务的人给“屏蔽”了。何况，即便你有“急事”，能不能入校，全凭安保人员一句话。这就是前述男子被拦住的真实背景。

讨论大学该不该对访客亮绿灯之前，最该想一想，为什么在以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以北大为例，笔者多年前亲历过外人可以随意出入北大校门的时光。笔者所在的南京，南京大学等一众名校也是不对外人“设防”。十几年前，笔者曾在郑州大学参加过考试，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时外人进入郑州大学校门，一如你从自家餐厅跨入客厅那般自便。不必赘述，相信类似的体验，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过。

一些反对大学校门对外开放的人，总是非常激动地抛出“不安全”论、“乱象频出”论、“影响学生”论，甚至拿出一些在校园内发生的案件来说事，试图说明校门对外开放有害无益，却无视“大学校门常打开”时，总体上的秩序井然、相安无事。不能否认，大学校门开放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把问题完全推给“校门开放”政策本身，放大偶然性，制造情绪对立，显失公允。“校门开放”不等于放弃管理，我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理应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而不是让代表了大学开放包容精神的“校门开放”政策收回去。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也在于开放、包容之大。自有大学之日始，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敞开胸怀，让人们感受到并且受益于文脉传承的力量。很多人正是在第一次踏入大学大门之时，对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敬意，萌生了远大志向。而如今，高校大门渐渐“收紧”，已经成了一个事实。有的学校多年前就已经施行预约制。

客观而言，众多高校不允许“随便进”，有其特别原因。例如，有的学校因樱花或其他物事而成为网红打卡点后，经常人声鼎沸，影响教学秩序，是以渐渐有所限制。而疫情期间，校门封闭，也是筑牢疫情防控篱笆的应有之义。但是，“门难进”不该成为常态。很多学校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陆续对校友开放、对社会公众采取预约制，受到欢迎。例如，3月14日，浙江大学发布调整校门通行管理措施的通知，社会公众可在校园开放时段自行预约来访。也仍有一些学校习惯了“大门紧闭”的管理方式，至今维持严苛的入校标准。

高校在校门管理上用力过猛，或许缘于惯性甚至惰性管理意识，也有其他因素诱导。有人振振有词：中小学何以不对外开放？凭什么只让高校“门打开”？这一内在逻辑恰恰暴露出如今大学校门难入现象背后的低幼化管理倾向。不要忘了，在“门难进”的另一面，是大学生的“门难出”。一些高校甚至像中小学那样成立家长群，学生就连请假外出也要知会家长。照搬中小学管理模式，让大学中小学化，只会削弱大学生的独立性，隔阻正常的内外交流，黯淡大学精神，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况。

当然，今天的高校管理已经发生深度变化，展现出复杂性、多元性。在这种情况下，以预约制为代表的高校“校门开放”机制，成为利弊权衡之下的次优选择。正如一名高校学者所言，“短时间内大学校园不会全面开放，但逐步开放是趋势”。因此，如何更好地满足公众进入高校的需求，如何积极参与社会与高校的互动，让高校精神、高校价值得以更好体现，是高校应该深思的地方。

在参观方式、参观资格等方面，公众已经作出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利让渡，这理应获得高校的友善呼应。深圳大学在回应中也表示，后续将在确保学校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实时调整入校管理规定，尽可能满足各界公众的参访需求。这一态度略显含糊，但能暗示旧规确实存在问题，还是令人欣慰。希望类似的争议今后不要再发生，也希望所有的高校都能更自信地谋划“开门”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