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科技创新“总体战”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陈强

在全球科技竞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加深对竞争新态势及发展趋势的系统性认知，全力打好科技创新的“总体战”。这一“总体战”，基于不同的作战目标、战略、任务及场景，呈现为阵地战、攻坚战、游击战、遭遇战、破袭战及超限战等形式。

阵地战——

阵地战以攻取或防御重要阵地，赢得战场全局优势为作战目的，战线相对稳定，可以进行比较系统的部署、作出较为充分的准备。

要持续夯实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在重大基础前沿领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最有可能实现突破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方面，在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总体安全的战略必争之地，积极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构筑必要的战略纵深。

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治理体系，以更多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催生基础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成果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保障国家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及安全性，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及高效能治理。

攻坚战——

攻坚战剑指战略要地或关键的战役战术支撑点，需要面对完备的防御体系以及强大兵力火力配置等挑战。

攻坚战需要突击队。由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突击在前，在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关键核心领域实施技术赶超，努力突破“卡脖子”瓶颈。

攻坚战需要锻造“撒手锏”。受能力、资源及时间制约，在“卡脖子”领域快速取得突破并实现大面积的自主可控，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更具现实意义的选择是，在具有基础性优势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上掌控关键环节，在具有重大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抢占有利位置，尽快形成战略制衡能力。

游击战——

科技创新的灵感往往起于青蘋之末、闪现于电光火石之间，发生时机、触发机制及演化路径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游击战重在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智慧，灵活运用有限的作战力量和资源，因地制宜，积小胜为大胜。

比如，随着开源技术社区、研发众包、科研协作平台、场景创新、赛道投资等加速兴起，科技创新的分散分布特征愈加明显。新型研发机构、研发与转化功能性平台、开放创新中心逐步成为创新网络新的赋能节点。学会、基金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业协会等科创类社会组织日渐成熟，开始发挥重要的链接作用。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治理的重心应逐步下移，为社会创新的能量释放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遭遇战——

遭遇战往往事发仓促，狭路相逢，还来不及进行周全的战斗部署，马上就要投入战斗。遭遇战的作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员的应急指挥能力，以及战斗人员平时的战备训练水平。

科技创新自身具有高风险特征，同时又肩负保障其他领域发展的重任，必须具有足够的系统韧性。要未雨绸缪，推进科技安全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建设，研究和制订面向未来各种极端情形的应急预案，持续增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科技风险的能力。

破袭战——

破袭战旨在摧毁敌方的指挥通信、交通运输、后勤保障、技术装备等重要军事目标，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迅速扭转整个战局。

在科技创新中，颠覆性技术创新就是典型的破袭战手法。凭借关键技术的集群式突破，击穿产品或服务形成的底层技术逻辑，进而动摇相关产业的技术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科技领先国家已着力开展有组织、有策略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并取得显著成效。美国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高风险导向型技术研究，成功研发出互联网、GPS等技术；日本则以数字空间、高度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为重点突破方向；英国ARIA（先进研究与发明局）将高风险、高回报、快速转化设定为研究目标。

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前瞻性治理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颠覆”，积极谋划和主导相关颠覆性技术发展，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二是“防颠覆”，加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识别、趋势分析及风险研判，防患于未然，规避或减少其对支柱产业安全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

超限战——

全球科技竞逐已经演变为体系与体系、生态与生态之间的竞争，比拼的是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创新要素的整合效率、科技活动的组织能力、社会文化环境的培育效果，以及治理效能的整体水平。超限战指的是运用非均衡、不对称、超界限的手段深度改变战场格局，进而全向度地调控战役走向。

科技创新的“超限战”，一要打破制约创新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主体间的思想碰撞、知识共享和能力互补；二要把握创新要素流动和开发利用的新规律，在识别和利用新型创新要素方面赢得先机；三要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知识传播和扩散的界面更新，以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路径迁移，提升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四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全社会公民科学素养，推动形成崇尚科学、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五要综合施策，打造更具韧性、张力、活力、弹性及黏度的科技治理体系。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