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不得不说，现在的世界格局越来越复杂。

当今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中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

怎么办？关键时刻，中央也开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会议。几天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2024年中国要扎实做好的九项重点任务，排在第一位的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今年最热的经济词汇。

最高领导人此前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这个原创概念——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信号很明显。

而且在美国对中国全面打压封锁的大背景下，这个原创概念的提出，尤其有针对性。

科技创新的源头在哪里？这件事，也早已有公论。

（一）

去年，有一个词频频登上了国际头条。

联合国把2022年定为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年。

这一年，是中子发现90周年，也是青蒿素首次提取50周年、首次环球海洋科考150周年、差分机发明200周年。

这些教科书级别的基础科学重大突破，始终提醒我们，基础科学对于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历史发展也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

中国一直很重视科技创新。应用层面不断的科技创新突破，造就了中国应用科学领域在全球创新中的地位。

但同时，也有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中国的科研状况让人想到二战前的美国。

二战前，美国产业领先全球，但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随着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的那份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把发展基础科学作为二战后美国核心任务，造就了后来美国的科技爆炸。

这也给如今的中国带来启示。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在科技上对我们的封锁、打压，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加强基础科学的重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打好基础科学研究的“地基”，格外重要。

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将基础研究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不断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中国，也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类脑芯片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

（二）

上个月底，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向全球发布了一份《2023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

报告显示，在十一大学科领域的110个热点前沿和18个新兴前沿中，美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一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紧随其后，占比近四分之一。

客观地说两点。第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第二，中国离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还有差距。

差距在哪里？

《求是》杂志去年的一篇《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

怎么办？

首先，加大投入。

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让美国都有点慌。拜登今年首场经济演讲就提到，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从几十年前的世界第八，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美国却从第一跌落至第九，中国已经具备超越潜力。

具体到基础科学研究，200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47亿元，但今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规模位列世界第二位，占比也延续上升势头。

另一个关键，是人才。

人才哪里来？这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但对于基础研究来说，其研究周期长、探索性强、进展不确定等固有属性，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不是一般性人才，而是： 知识层面，基础研究应是跨学科的，不同领域，融会贯通； 价值观层面，基础研究人才应该思维有独特性，有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与探求欲，善于总结科学规律并开展创造性与颠覆性研究； 态度层面，要甘于坐冷板凳和“十年磨一剑”； 数量层面，基础研究人才是国宝性、战略性与稀缺性人才； 年龄层面，基础研究人才梯次相对年轻化。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责任很重。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关键交汇点，在我国基础研究创新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加强基础研究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主力军。

（三）

2020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高校基础学科招生计划“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等一批中国的顶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仁不让地扛起了担子。

这些学校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不用多说了，世界都有目共睹。

在这些顶尖高校中，中科大可能还更特别一点。因为对于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而言，不仅是水平的问题，还在于它这些年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才教育模式上的探索，有很特别的意义。

很多人都知道，中科大有很多“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成果：牵头和参与了“墨子号”、“悟空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天问一号”等多项工作，这些工作还入选了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贺词；主持和参与完成的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量子信息等领域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党的二十大报告“点赞”；主持完成的10项成果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其中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位列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类成果首位。

在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自然指数排名中，中科大在全球高校排名持续上升，2020年跃居全球高校第四、国内高校第一，此后稳居全球高校前十、全国高校前二。

但另一方面，中科大也是教育改革先锋。它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建设了高校中第一个大科学工程，第一个试行“四-二-三”本硕博分流培养、第一个试行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

而且中科大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少年班。

中科大少年班的创办思路源自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建议，选拔一批天才少年进行超常规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40多年来，中科大少年班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学术界、产业界科技创新输送出不少领军人物。

更重要的是，少年班这一中国教育史上一大模式创新，也从中科大始，带动了中国高校们也对于顶尖基础科研人才发掘和培养模式的不断探索。

现在，除了中科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西湖大学等都设立了少年班。

少年班的内涵也在随着时代而变化。

1979年中科大少年班刚开始时，面向年龄不超过16 周岁的优秀学生招生；1985年中科大将少年班模式向普通本科生推广，创办了不分系科的理科实验班“教学改革试点班”（又称“零零班”）；2010 年，又在少年班学院创建“创新试点班”。

这些变化，是理念之变。

一开始，中国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年轻科技人才的渴求，建立起了一个发掘少年天才、培养未来中国学术精英的黄埔军校。而在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少年班已经不是当初追求的“早出人才”，而是“出好人才”，少年班们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培养，不断探索如何个性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最终的目的，是如同李政道的构想，打造一只全面拔尖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二十大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要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要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划重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青少年群体。

这是战略高度上指出方向，某种意义上，也对中科大这样的学校和少年班在中国基础研究上作用的一种肯定。

（四）

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有一个重要论断：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

什么是大科学时代？

这个“大”字，主要表现在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复杂度高、研究活动规模大、跨越的学科多、研究设施特殊、结果对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等多个方面。

一方面，大科学时代是多学科交叉的时代，需要把各个相关学科组织起来，所以要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基础研究已经不是普赖斯的著作《小科学，大科学》中所描述的——牛顿等科学家们依靠自己的资金、技艺和兴趣自由选题进行研究——“小科学”时代可以解决的，“大科学”不能单打独斗，而是需要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态。

大科学时代，组织、投入和人才模式都是多元的。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基础科学研究的竞争，也是一种国力的竞争。

在今天，中国的一些具备远见和梦想的企业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12月20日，中科大获得了建校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校友个人捐赠。

这笔捐赠，来自校友，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他以个人名义，向中科大捐赠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建设。

这背后，有深意。那就是助力中科大的基础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

在捐赠仪式上，杨元庆先开了个玩笑，说当年没资格报考，所以对少年班的校友有点“羡慕嫉妒恨”。但随后，他发自肺腑地对少年班为基础科研创新破格选拔、重点培养一批精英队伍的初心，以及开创引领国内高校“少年班”的培养模式表达了敬佩。

这背后，还有传承。

研究生毕业于中科大的杨元庆，本科就读于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摸到计算机的机会不多。正是他的校友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王安，回馈给交大4台王安计算机和英特尔微处理机系统、光纤模拟设备、高温电阻应变片等设备，让交大成立了“微型计算机研究室”，首创国内高校的微型计算机教学和研究工作，也让杨元庆等众多中国学子，走上了中国计算机发展之路。

现在提起求学时光，杨元庆还历历在目，他说当时能够摸到计算机的机会都不多，一个星期是以几个小时来计算的。当时他就梦想有一天能让“高高在上的计算机”更加平易近人。从中国科大毕业后加入联想，杨元庆在30多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计算力”的普及以及普惠。自2013年成为全球PC冠军后，联想还在不断增强个人电脑的算力，创新计算设备的形态：从计算设备到互联网入口、工具，再到人工智能的电脑。杨元庆表示，正是受科大“理实交融”校训的影响、受益于科大的培养，他才可能实现少年之志。

如今，杨元庆希望能够把这种对于中国科研的拳拳之心传承下去。

这也不是杨元庆第一次把目光投向高校教育和基础科研领域。

此前，他捐赠1000万元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元庆教育基金”，助力中国科大新冠疫情科研攻关，推动科大公共卫生研究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建设；1亿元支持上海交大建设中国高校最快高性能计算，“思源一号”落户李政道研究所；捐赠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在杨元庆看来，中国基础科研需要的支持，不仅仅是钱，更需要良好的机制，产学研资源互通，建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所以对中国基础科研的支持，应该是多维度的——从科研资金、人才培养、基础科研设施到产学研创新支持等众多层面。

杨元庆个人是这么做的，他领导的联想集团同样也全力以赴，与清华大学进行战略合作，携手推动智能制造、未来计算等重大领域的基础科研创新、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和交流，与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合作，在科研、人才培育等领域展开合作。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企业家都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19世纪当德国引领世纪科技潮流时，很多德国工业公司开设有自己的实验室。在美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一直是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也是如此。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在整个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占比，在近10年中一直总体保持在77%左右。

曾经有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企业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企业需要依靠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投身到了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之中。

他们并不需要这些研究与企业业务关联，也不是寻求制造一些“技术山头”，而是要找到那些广袤的科学高原。

原因，正如德鲁克所言，伟大的企业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价值，而是社会的进步。

企业家投身基础科学研究，是借助自身作为创新一线和转化枢纽的能力，放大教育和科研的能量，对国家繁荣及提高全球竞争力做出贡献。

未来的10年至20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离不开基础研究从0到1的突破。企业家们支持基础研究、聚焦原始创新，正是呼应国家发展需要。

这是一种看向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远见和魄力，也是中国基础研究能够向前突破的一个侧面。

（五）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曾经有一个非常提气的比喻：

中国古代名将霍去病率领八百铁骑，穿越千里荒漠，北破匈奴。

丘成桐希望，在中国的基础科学领域，也能训练出这样一支勇往直前的“八百铁骑”。

这不是梦想，而且还可以更大。

对于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无论是从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到中科大这样的大学在人才教育上的探索，再到联想这样的企业和杨元庆这样的企业家不计功利地积极参与，一个全社会的良好生态正在形成。

中国的基础研究，未来何止八百铁骑，将是万马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