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交际处 的前世今生

入行修志好几年，深感修志是一桩苦差事。任可澄、杨恩元于民国8年（1919年）倡修《（民国）贵州通志》，断断续续搞了30年，1948年才得以杀青，交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这部170卷，线装105册的志书，却成了当今我们了解历史上贵州较为完整、系统的文献。因为线装本不好找，也难读，《贵州文库》出版的点校本成了抢手货。

谈起早年间饱学之士们那种毕生埋头故纸堆，笔耕不辍的精神，几个玩得好的同伴开始躁动，想着结合专业搞点什么，却又找不到头绪。《贵州日报》“读方志 行贵州”栏目一下敲醒了我，便有了以地方志为载体，从每日上下班必经的地铁北京路站入手，换一个角度展示人们生活与社会变迁的想法。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北京路与中华路交叉路口，但因为是外来人，却不知道这个路口的地名叫什么。说它是六广门，却在六广门之外，说它是八角岩，距八角岩还不止一华里，离号称“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公园就更远了。直到地铁1号线通车，将这里设为站点，才和大家一起称之为北京路地铁站。

据载，贵阳城始建于宋朝，元代开始筑墙，至少有800年的历史。但我打破脑壳也想象不出元朝时的贵阳是什么样子。

读了《（道光）贵阳府志》才知道：“贵阳府城，即元顺元城也。顺元旧设土城，东西南三面与今城同。北面仅至今钟鼓楼，明初为宣慰司城。洪武十五年（1382年），都司马烨广其北面，依山麓为址，即今北城。”照这个说法，直到明清，包括内外城在内的贵阳，面积还不到3平方公里。

1941年贵阳设市，南至图云关、皂角井，西至和尚坡，北至茶店，面积也仅56.5平方公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城区南北主干线的中华路，仍只有省府路到广东街（今喷水池至黔灵路交叉口）部分为石板路，至六广门一段依旧是泥沙路面。六广门之外还是一片荒芜，连地名都没有。

听老贵阳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路与中华路交叉口是有名称的，叫交际处。为什么叫交际处？就这个疑问请教了一些志界老前辈，又查阅了《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才恍然大悟。交际处这个称谓是带有红色印记的，这一名称的出现始于革命战争时期，最早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织编写的《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介绍：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交际科改为交际处，成为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个对外窗口，负责大量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工作。以后一些地区，如青岛、开封等地也都设有交际处。

省藏档案揭示：抗日战争期间曾设立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等机构，但交际处的设置则是在省人民政府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省人民政府设在省府路，1953年省政府迁往八角岩，随之兴建的从六广门通往省政府的道路竣工，称为省府新路。这条路实际是中华北路的延伸段。1957年建成的北京路与省府新路的交会口，即后来所称的交际处。

《贵州省志·政府志》载：20世纪50年代的交际处原为省政府办公厅下设办事机构，服务于省领导重要政务活动及外省市领导来本省的接待。其后，外事工作也成为一项职责。云岩宾馆建成后，交际处迁到了坐落于北京路中段的云岩宾馆。当时的云岩宾馆是专门为前苏联专家修建的招待所，也是贵阳第一座有防空洞和电梯的建筑，东侧的小山坡上，还修建了一片红瓦白墙的法国式小楼。于是，今北京路与中华北路交叉口，有了交际处这一地名。

早年的北京路名为外环北路，1960年5月才更名为北京路。当时，北京路的那个“高大上”叫人咋舌，梧桐树、林荫道、图书馆、博物馆、宾馆、饭店……尽是贵阳人前所未见。1984年，北京路影剧院闪亮登场，这座高端配置，宏大、气派的影剧院，在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承担了包括俄罗斯芭蕾舞团等很多外国艺术团来贵阳的演出活动，成了贵阳最重要的文艺演出场所。

改革开放以后，交际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饭店、云岩宾馆、北京路影剧院已被新的建筑取代：不仅沿路有省图书馆（南馆）、省美术馆、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贵州饭店、省政协办公大楼、贵州医科大学、贵医附院等机构和单位，更成了连通观山湖区和通往未来方舟等城东新区的要冲。

贵阳交际处因城市地铁网的出现，淡出了人们的地名记忆。如今，多数人已习惯将这里称之为北京路地铁站，因这个地铁站位于云岩区核心地段，又是地铁1号线和3号线的中转站，紧接人民大道，让不少人逐渐将交际处这一名称遗忘。

今日的北京路地铁站商圈，早已成为众多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这里不但是继中山西路站之后的又一个地铁网红商业街，建筑面积多达2100平方米，集魔幻灯光秀、高科技互动设备于一体，成了新型的潮流地铁文化体验场所，让年轻人享受到便利快捷的消费模式。

贵阳交际处的巨变，证实了时代的变迁，既让所有人惊叹，更令我们这群年轻的修志人坚定了专业志向。因为我们最能从历代志书的记述中，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