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最高的“东南亚博士”，求职时成了最先被筛掉的那个

采写/饶富英 韩笑 李晶晶

编辑/刘汨

一些高校明确表示不引进“东南亚博士”

今年的就业市场中，一些毕业于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博士生，明显感觉到了冷遇。在与欧美及国内高校毕业生的竞争中，他们往往成为“最先被筛掉的人”。

过去几年里，因为学费较低、可以线上上课等原因，东南亚博士一度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读博途径。但在博士生扎堆求职的今天，东南亚博士“快捷容易”的标签已经成为了减分项，一些留学中介在宣传中自称“水博”，以及有的高校“批量引进”的做法，都加深了人们对东南亚博士含金量的负面评价。

一些毕业生感到委屈，东南亚博士并不一定意味着“水博”，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在努力学习、搞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眼下他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发出更多顶刊论文，以对抗加诸在整个群体身上的负面标签。

最先被筛掉的那个

今年26岁的闫旭，正在韩国一所国立大学度过博士生的最后一年。他早早准备好了简历，从4月份开始，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给国内30多所本专科院校打去求职电话，却没获得一次面试机会。

“很多学校听到我是韩国的博士就不聊了，更不会对我的科研成果感兴趣。”闫旭说。他原本 认为自己在同届毕业生当中还算有竞争力，除了一些省级奖项、著作和课题，他还手握两篇顶刊论文——这是他求职的底气，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博士科研能力的证明。

在求职选择上，他自认为没有好高骛远。一开始，他就把目标定在一些二本院校或是民办本科。他以为至少参加面试应该不成问题，可现实情况截然相反，他给其中一所音乐学院的院长打电话，对方表示闫旭条件很好，但是他们并不缺人。几天后，闫旭看到该院校官网上发布信息说要招聘一百多名新教师，他明白自己被“婉拒”了。

某所高校的院长看过他的简历后明确表示：你的学术成果很丰厚，我们是很想要你，但是我们省里面不让招东南亚博士。该院长还告诉闫旭，之前他们也想录用一名东南亚博士，最后流程走了四个多月，“卡在上级审批那里，还是没成功。”

据深一度了解，所谓的东南亚博士，除了指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就读的博士，近年来由于疫情原因，韩国许多大学的博士培养转为线上教学，也导致其学位含金量遭遇质疑，被许多人一并默认划入“东南亚博士”这一群体。

今年年初，有两张截图在东南亚博士圈热传。某高校在招聘中明确表示：原则上不引进东南亚、韩国等大学毕业的学科竞争力不强、发展潜力不足的博士。对于当前已在职攻读东南亚、韩国等大学博士的教师，回校后也无法享受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及校聘副教授绩效等待遇。

在某财经类公办专科院校发布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中，在东南亚国家非世界综合排名前200位的院校取得的博士学位，只能算作C类博士，同样无法享受B类和A类博士数十万元的安家费及安排配偶工作等待遇。还有东南亚博士听已毕业的学长说，虽然找到了高校的工作，却是没有编制的“合同工”。

舆论风波发生后，一些高校纷纷回应，并不会对东南亚博士有所“歧视”，招聘时还要视个人情况而定。但就闫旭从自己的求职经历来看，应聘目标一路从普高滑落到职业院校，在博士人数上涨、扎堆求职的大环境下，当他与国内、欧美以及港澳知名院校的博士竞争同一岗位时，他很容易成为“最先被筛掉的那个”。

闫旭告诉深一度，以他所学的音乐艺术管理专业对应岗位来看，今年一些高校招聘的人数减少了近70%。据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高校申请撤销专业点备案数达1670个，为历年最多。这其中，尤其以管理学、艺术学的专业点减少最为明显，而这也是许多东南亚博士攻读的方向。另一方面，博士数量却在逐年增多。公开数据，仅国内高校博士研究生就有61.2万人，据7月31日发布的2024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公示，全国将新增831个博士点。

虽然对就业前景已有预估，但一些高校以东南亚为地域“一刀切”的做法还是让闫旭难以接受，“难道招聘不是看科研水平的吗？”

从热捧到冷遇

在多位留学生和中介受访者的介绍中，东南亚博士的“贬值”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湖南邵阳学院花费1800万元引进23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博士，引发公众对于国内高校引进“批量速成博士”的非议。

一位留学中介向深一度坦言，和欧美院校相比，大部分东南亚高校的知名度和排名都不具备优势，而一些中介机构对东南亚博士的宣传中，总会打出“快速毕业”“全程服务”“门槛低性价比高”的旗号，甚至直接称为“水博”，这无形中加重了“东南亚博士”的负面评价。

同时，国内一些二本、高职院校为了提升自身等级，过往出台的一些政策，也鼓励着在职教师以更“快捷”的方式提升学历。

湖南一所双非院校的老师告诉深一度，“高校的博士比例与各种考核指标挂钩，包括申请硕士点、博士点等。”而且，提高博士率也是“专升本”的要求之一，根据教育部对本科教育的评估规定，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教师应占专任教师比例50%以上。

正在马来西亚读博的高立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的老师，据他介绍，他所在的院校一直想要“专升本”，博士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学校里最“卷”的系，“9个老师，3个已经是博士，还有4个在读博士。”

在一些政策激励下，东南亚读博成了许多在职教师的首选。2019年到2023年，广西一所职业院校的教师张励，在泰国攻读了室内设计专业。对他来说，这一度是一次“稳赚不赔的投资”，不仅有助于今后的职称评定、经费申请，而且根据学校往年的政策，拥有博士学历可以按照人才引进政策得到约30万元安家费。相比之下，东南亚博士一年一万多元的学费，可以说“非常低廉”。

张励读博时正好赶上疫情，三年多一直在国内上网课，直到2023年毕业答辩才去了学校。据他观察，去泰国留学的人数猛增也是在疫情之后。2019年他入学的时候，他的专业那一年只有四个人，现在已经有四五十人了。

就业压力增大、学费价格较低、可以远程授课，以及中介宣传中的“快速毕业”，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造就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南亚留学市场的火热。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留学生从8876人上涨到19202人，随着其他国家留学生数量的下降，中国留学生占马来西亚总留学生的比例从42%升到了63%。

从“热捧”到“冷遇”，改变在过去两年悄然发生。一位留学中介向深一度分析，以往的一些宣传和负面消息本就降低了东南亚博士的含金量，同时，博士毕业生现在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高校自然而然就提高了筛选门槛，力求引进真正具备高水平科研能力与学术素养的人才。”

张励业余也会做一些东南亚留学中介的兼职，他明显感觉到风向的变化，“疫情期间一年三四十个（客户），今年目前只有十多个”。特别是随着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取消了疫情期间对远程学习的特殊认证规则，东南亚博士的“性价比”已经变得越来越低，“不建议了”。

张励于去年12月博士毕业，但到现在学校还没重新和他签聘用合同，政策可能发生了变化，每个博士都是“一事一议”，他也不确定以自己东南亚博士的身份，还能不能拿到30万元的安家费。

一些东南亚留学中介宣传中直接自称“水博”

一定是“水博”吗？

东南亚博士一定就“水”吗？不同的留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正在马来西亚读博的高立坦言，一开始择校时，为了“好毕业”，qs排名前200的学校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曾经联系过一家qs排名137位的学校，对方告诉他至少要发三篇SCI才能毕业，“要求已经超越国内的一些985了，我读了也没办法毕业。”

同样是以高校在职教师的身份，苏墨从2021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读博，他先是线上和老师沟通，发现导师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不同于国内，对他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很多认真的修改意见。“要想达到毕业标准，（论文）不是想怎么发就怎么发的”，于是他辞职飞往马来西亚线下全职读博。全身心的投入给苏墨带来了回报，目前他已经发了两篇SCI，相比同期的博士生，进度遥遥领先。

受访者还向深一度提到，一些国外导师对于应届博士生和在职博士生会“区别对待”。闫旭博士阶段的学习由授课和科研两部分组成，韩国的毕业要求为导师责任制。对于从中国来的在职博士，因为没有求职压力，导师对他们的要求相对宽松，“只要达到校规的要求，发两篇KCI（韩国核心）就能毕业。”

但闫旭的导师对他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只有发表两篇SCI或者SSCI论文，才会在他的学位论文上签字。目前闫旭第二篇论文已被一家SSC期刊录用，等待见刊。他说自己就读的学校虽然qs排名在1000左右，但是对标韩国的头部大学，自己的毕业要求和他们并无区别，“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一些名校。”

正在马来西亚泰莱大学读博二的学生夏宇也感受到了这样的差别。在他的班级，有不少国内高校的老师前来读博，他们当中有一些优秀的老师，也不乏只是想“混个博士学历”的人，这些人长期不在学校，导师经常找不到人，“他们似乎就是来旅游、享受美食的，目标是只要能毕业就行，回去了继续干他们的工作。”

这样度假式的求学状态让夏宇觉得不公平，在他看来，这些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东南亚学位的名声。“我和他们不一样，每天认真听讲、泡在图书馆，也在努力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最后却被归为了一类人。”

即使如今留学中介的宣传语已经从“好毕业”转向“低成本留学”，可“水博”的标签还是无差别的落在了每一个东南亚博士身上。夏宇很为一位前辈鸣不平，他在菲律宾一所高校读博，学的是相对稀缺的体育学专业，总共发了10篇核心论文。前辈先前在广东一所公办大学任教，可他博士毕业后发现，不仅回不去原来的单位，也很难得到同级别高校的工作机会。

受访者就读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希望一个公平的机会

抱怨着学历“无用”，焦虑的东南亚博士们把找到工作的希望寄托在发表论文上。

夏宇预计明年年中毕业，学校的毕业要求是发一篇Scopus论文，但这不是国内认可的文献库，夏宇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毕业前发一到两篇SCI。找工作碰壁的闫旭也把毕业时间从9月推迟到了明年2月，他想，既然两篇论文找不到工作，那就继续发，“发到能找到工作为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此前不少高校对教师的招聘、管理、晋升都提出了要有博士学历的要求，要提高博士教师的比例，甚至有的高校组织教师到海外读博，实际上都在追求功利性目标，造成近年来“水博”被质疑的情况。现在一些学校开始调整用人思路，“不是不要教师学历，而会评价教师学历是怎么获得的，加强对教师学历的把关。这也给混学历和没有真正付出的博士生提了醒。”

对于一些博士生提到的“一刀切”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对于东南亚博士各个学校的判定和依据不同，“有些学校可能招聘过一些东南亚的博士，在用人过程中发现学术水平达不到学校的要求。由于缺乏过程性的了解，对某些地区的博士生产生了普遍的顾虑。”

他建议，高校引进人才最重要还是个人学术能力，“要尊重学术，学校需要在管理体制、评价机制上做出相应改进，让学校环境更适合做学问和相关专业的发展。”

这也是作为“东南亚博士”的苏墨所认可的评判标准。他的求职意向是长三角地区，咨询过当地一些学校，范围从211到大专，都表示不会对学位有“地域性”的要求，更多还是参考学校的排名。他所在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qs排名为138，因此得到了一所大专院校的口头offer。

找不到工作的闫旭有时也会沮丧，“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论文上，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无法从事教职工作的话，就先去找一份留学中介的工作。

可他现在很确定，不后悔前往韩国读博。时代在变，三年前的他预估不了如今的局面，那已经是当时环境下他能做出的最佳选择。现在，他可能无法完全改变外界对于东南亚博士的印象，他能做的是，接受现实，努力提升自己的硬实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储朝晖、熊丙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