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英明与荒诞集于一身的明朝万历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创造大明两个最长记录，一是在位时间四十八年，二是不上朝三十四年。

从万历的执政经历来看，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国家运作在他的“管理”下几乎停摆，由于他的荒于政事、懒政怠政，党争长期持续，朝政日益腐败，社会矛盾与日俱增，大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进入倒计时。

另一方面，万历虽深居宫闱，但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出兵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八年时间先后平定蒙古、苗疆叛乱，挫败日本入侵，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巩固国家安全。

因此评价万历，不能用昏君或明君下结论，因为他的个性无法与所处时代相融合，导致这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一路躺赢到皇位的真命天子

公元1563年，朱翊钧出生于北京裕王府，是裕王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

过去的封建礼法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按照长幼位次，朱翊钧未来只是一个闲散王爷，可是造化弄人。

1549年，嘉靖所立太子朱载壡病死，剩下还有两个皇子，除了三子朱载垕，还有四子景王朱载圳，朝中也分化为以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以徐阶为首的拥裕派，朝野党争十分激烈。

同时，嘉靖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对朱载垕极为冷淡，但却十分宠爱朱载圳，因此朱载垕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然而1565年初，朱载圳也病死，皇子中只剩下朱载垕，嘉靖没办法只能立其为储君，1566年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

朱载垕也有四个儿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均早年夭折，按照次序，朱翊钧变成事实上的长子，1568年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作为未来的皇帝，朱载垕十分看重太子的学业，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其中就有后来的伟大改革家张居正。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十分严格。朱翊钧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其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和李太后的严格管教，朱翊钧学业有了长足的长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

“朕五岁即能读书。”

尤其在在李太后和帝师张居正的循循善诱下，朱翊钧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以往帝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及驾驭臣民的本领。

1572年隆庆病危，在其弥留之际，命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不久隆庆帝驾崩，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

从万历新政到消极罢朝，朱翊钧为何出现180度大转弯

朱翊钧继位后，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即展开政治斗争，高拱作为外廷排名最靠前的顾命大臣，十分自负，盛气凌人，打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言语之间经常有蔑视万历的语气，此举遭到李太后的严重猜忌。

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太后和冯宝的矛盾，与后两者联合起来扳倒高拱，顺理成章依序升为内阁首辅。

此后万历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改革从1573年持续至1582年张居正逝世。

改革十年间，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推行考成法，严厉打击政府空转和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打击大地主隐匿土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农民徭役，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扭转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不过在过程中，张居正仍然以帝师身份严厉规范万历言行，甚至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随着万历长大，性格出现叛逆，他认为张居正所做的是对皇权的僭越，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万历对张居正的不满与日俱增，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以其擅权为由，将其抄家，削夺一切爵位封号。

通过打倒张居正，万历的皇权得以巩固，当他自信满满地觉得可以和太祖朱元璋一样乾纲独断之时，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最宠爱的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万历有意立其为太子，但此举遭到所有朝臣的反对，他们一致建议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小编看来，万历与朝臣矛盾的根本在于其对皇权的理解和自由叛逆的性格与文官士大夫集团秉承的儒家严肃保守的价值观理念格格不入。

万历喜欢朱常洵与郑氏有很大关系，后宫之中，别的妃嫔对他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

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万历，同时又能聆听他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

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万历说话时低首弯腰，反而公然抱住万历，摸他的脑袋，这种在当时来看“大不敬”的行为却很对叛逆的万历胃口。

而他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所以万历对这对母子并不感冒，以至于朱常洛的一生都在万历的冷落和鄙视中度过。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万历对朱常洵的态度，可万历的举动却遭致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本来郑妃的行为在这些深受儒家思想渲染的士大夫眼中就是严重的大不敬。

万历想废长立幼，打破嫡长子继承制，更是为他们不能容忍，首辅申时行更是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但由于政治阻力太大，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可是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罢休，1586年起，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恼羞成怒的万历将无数大臣或训斥或罢免或廷杖，但却遭至更多的文官的加入论战。

万历似乎已经明白，自己的斗争对象并不是眼前的一帮朝臣，而是控制社会思想舆论上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在这股巨大无形的力量面前，万历显得愈加力不从心。

这时候，李太后已经在慈宁宫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其住所呼喊“帝起”，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从中和稀泥。

万历一边没有了束缚，另一边看着眼前这些想把他关进思想“牢笼”，自己却又无可奈何的文官，他似乎悟出来了，自己虽贵为天子，却被群臣所制。

渐渐地，他开始厌恶临朝听政，逐渐怠政，选择直接躺平，沉湎于酒色之中。

面对大臣们的立储建议，万历消极应对，始终不肯屈服，前后争吵达15年，直到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国本之争才以万历的妥协告终。

而换来的代价是1589年后，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出现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见、不批、不讲的局面。

以至于内阁大臣不知万历长相如何，每天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各衙门出现“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到1617年六部六科空缺岗位十之六七，朝廷几乎停摆。

万历三大征，“懒政”皇帝的伟大战略成果

万历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给明朝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万历与汉唐末期的皇帝一样荒淫无度，相反，万历在大的战略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就属万历三大征。

从1592年至1600年，万历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公元1592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以实现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征服大明的野心。

面对日军的进攻，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李昖本人一路北逃至东北边境。

日军进占王京后，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朝鲜请求明朝出兵。

当时的明朝早已没有明初的尚武强悍，张居正死后，明朝武备废弛，吏治腐败，很多朝廷大臣对日军侵朝一事争论不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消极对待。

但在此时深居宫闱的万历却看透日军的野心，并罕见发布诏谕，力排众议，出兵朝鲜，集合四万兵马入朝作战。

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日军大将小西行长，取得平壤大捷，此后又平定开城，扭转战局，但在王京附近的碧蹄馆却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

不过来自内地的明朝援军却切断日军粮道，使得日本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双方就此罢兵谈判，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初，不甘心失败的丰臣秀吉率日本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救援。

由于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所以万历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联合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歼灭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陆地上明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日军数月未能取得进展，八月，丰臣秀吉病死，群龙无首的日军只能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1598年日军战败退回本土，至此抗倭援朝取得彻底胜利。

可以说，万历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使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

从长远来看，抗倭援朝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300年东亚的和平局面。

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

1592年二月，在抗倭援朝的前两个月，蒙古鞑靼部哱拜起兵叛乱，杀死当地守军，连克宁夏的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等城，蒙古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三月万历调麻贵驰援，阻击蒙古军，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进行围剿。

不过很快李如松就被调往朝鲜半岛统领对日作战，此时明朝在西北、东北陷入两线作战，不少朝臣表示反对。

但万历却意志坚定，毫不退缩，在万历支持下，麻贵率领西北明军捣毁蒙古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

各路援军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不得不束手就擒，宁夏之役自1592年二月至九月，历时八个月宣告结束。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唐朝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帝任命。

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1596年，杨应龙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公开作乱，播州之役爆发。

战争初期，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然而随着朝鲜战役的结束，1599年，万历开始增加明军在西南的部署，战争天平逐渐向明军倾斜。

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二十四万大军分兵八路，每路约三万人，浩浩荡荡向西南进发，一路攻城略地，1600年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一死战，但惨遭大败。

明军将其围困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六月，明军破城，杨应龙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播州之役宣告结束。

三大征的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也是万历当政48年可圈可点的政绩，可是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其中宁夏用兵，花费白银一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为二百余万。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

尤其是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导致努尔哈赤的满洲军事集团迅速崛起，成为明朝晚期的心腹大患。

小结

在小编看来，万历皇帝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有着不向传统旧秩序低头的叛逆精神，同时也向往自由，不愿被束缚。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却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万历对日军攻打朝鲜、西南西北叛乱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不过万历常年沉溺酒色，致使国内朝政衰败也是事实，1620年万历病逝，二十年后明朝即宣告灭亡，万历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