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来，我们饱受煎熬……”

本文转自：内蒙古晨报

“23年来，我们饱受煎熬……”

发布人贩子余华英判决结果后，内蒙古晨报收到了一个求助……

◇晨报融媒记者 杜鹃

2000年是杨天建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这年的2月26日，他的一对儿子（分别为5岁和6岁）在武昌火车站被人贩子拐走，至今杳无音信。

“父亲告诉我孩子丢了”

杨天建的父母早年由于感情不和分开了。此后他的母亲一直居住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而父亲则继续留在四川广安的老家。2000年，杨天建和妻子将2个孩子接到奶奶家过年，并打算此后让孩子留在武汉上学。当年春节刚过，夫妻俩便又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但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变成了迄今他们与儿子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2000年2月26日，距离元宵节刚过去仅一周。杨天建的父亲因思念孙子，想瞒着杨天建将孩子带回四川老家。在武昌火车站，他父亲碰到了两名同样操着四川口音的“老乡”。

“据我父亲说，那两名妇女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她们看我父亲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表现得很热情，主动过来搭讪，后来还提出帮我父亲看孩子，好让我父亲去买票。下午3点左右，我父亲买好票回来，却发现那两名妇女和我的两个儿子都不见了。”杨天建说，他父亲立刻意识到出事了，迅速报了警。但当年既没有监控可以追踪，又正值春节返乡高峰，再加上刑侦技术手段有限，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两名带着孩子的妇女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困难。

“那时我和父亲都是通过座机联系，因此直到第二天我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孩子丢了。”杨天建说，听到消息那一刻，他眼前一黑，心脏像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力撕扯得粉碎：“天塌了，一切都完了。”

杨天建连夜赶往武汉市配合警方工作。起初，他还抱有很大的希望：“警方给我采了血、登记了孩子们的信息和特征，开始在人流密集处排查。我甚至在想，也许很快就能和儿子见面了。”

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警方仍然没有一点线索和方向。杨天建也加入了各种寻亲组织，在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登报，在街头举着寻人启事……“各种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当时的年收入只有12000元，全部花在找孩子这件事上了。”

23年寻亲路他独自坚守

迫于生计，杨天建只能返回广东，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寻找孩子。这些年，他去了云南、贵州、重庆、山东、广东、福建……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同时还密切关注着每个省的拐卖案新闻。

今年9月，当他看到内蒙古晨报晨网刊登了一篇人贩子余华英判决结果的新闻后，便立即留言询问，想知道这名人贩子是不是在当年拐走了他的一对儿子。一次次的询问，一次次的失望，再一次次地打起精神重新寻找。

“寻亲组织每次找到孩子，我都会跟过去看看有什么线索。看到其他家庭团聚，心里很为他们开心，但一想到我的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时，心里又感到特别愧疚和担忧。”多年的四处奔波和生活、心理的双重压力让现年已51岁的杨天建看起来格外瘦弱和苍老。

丢失孩子所带来的伤害，对整个杨家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奶奶年纪大了，根本接受不了重孙子被拐走的事，她临终时还在想着两个重孙子；我母亲和岳母在这些年里相继离世，遗愿都是将两个孩子找回来；我父亲是全家最自责的人，这些年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他现在得了癌症，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到两个孙子一面。”

错过了孩子们23年的人生

未来不知还要错过多久

23年的风餐露宿，他咬牙挺过来了；无数次的失望与绝望，他坚持下来了；唯独在谈到家人与孩子时，这位铁骨铮铮的七尺男儿泣不成声：“老大叫杨红春，小名杨洋娃；老二叫杨彪，小名彪娃。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和他们的妈妈就去广东打工了，那个时候为了挣钱没办法，但是现在想想，其实真正陪伴在儿子身边的时间没有多少。”

对杨天建而言，那更像是伴随一生永远都无法摆脱的阴影和折磨。“刚开始那几年，经常整晚睡不着觉。现在好一点了。但逢年过节、孩子生日，特别是每年的2月26日，心里还是像针扎一样难受。我错过了孩子们23年的人生，不知道未来还要错过多久，甚至这一生都无法再相认。”

杨天建曾幻想过，如果孩子没丢，一定会健康快乐的长大，偶尔跟他拌嘴再和好，如今成家立业，他能够享受儿孙满堂的幸福时光；他的奶奶、母亲、岳母也不会抱憾终生；他的父亲也不用这么多年饱受煎熬。然而命运的齿轮，还是在23年前无情地碾过了他们一家。“我太痛恨人贩子了，是她们毁了我，毁了我的一生，毁了我的一家。”

直到现在，杨天建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失散23年的孩子：“我要一直找下去，哪怕没有希望也会坚持，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承诺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