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挖掘其中的荒谬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喜剧

《年会不能停！》虽然不是一部那么工业化的视觉大片，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挺工业化的尝试。和我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相比，《年会不能停！》制作过程更复杂。

前者更多的是向内扒，把自己内心暴露给大家看，是和自己沟通的一个过程，只要自己想明白了很多戏，我就知道该怎么写。《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电影，从创作初期的采风策划，到后期强烈的视听语言的形式确定，电影内在情绪的提炼，需要沟通各种东西，跟各个部门来对齐颗粒度，需要沟通和决定的事情成倍增加。

这次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新东西，包括视听语言和影片节奏。我们过去看的喜剧电影，它一般不会有特别大的镜头量，它会给观众足够的反映时间，一些喜剧化的表演也会拉长一点镜头，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我们这次刻意追求一个更高速的、信息量更多的创作方式。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已经是被短视频影响起来的受众了，看剧都是1.5倍速，你没法改变这个现实，那我为什么不能用比你更快的速度、信息来适应观众，让观众在视听上得到满足。

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象着这个节奏去写，有大量的蒙太奇段落，有大量的快速短暂的镜头信息，可能银幕上观众只能看到零点几秒、一秒钟，但它是一场戏。对我来说，这个拍摄压力非常大，全片将近2300个镜头，作为一个喜剧电影来说已经非常多了，再加上当时还处在疫情期间，限制很多，每天拍得都很辛苦。

制片人应萝佳也是编剧之一，她很清楚我想要的形式感是什么样的。我们和摄影指导、美术指导，跟各个部门去沟通，还参考了《大空投》，节奏很快。电影里面包含了大量的PPT，信息很直接。比如需要说明庄正直是什么角色、什么身份，我不再编织剧情来讲述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而是直接给你他的档案、他的信息。我觉得现代的观众能够接受信息直给，很多电影和美剧都在用这种方式，其实很符合现代观众的一种观影习惯。

其实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会有担心和压力。前期在剧作阶段，我们已经确立了《年会不能停！》的主基调，后期主要在剪辑过程中，我们挑出来表演最符合主题情绪的镜头，从大量素材里找到每个人最好的那个反应，然后重新组合起来。

所以我们剪辑用了很长时间，《年会不能停！》2023年1月份拍完，直到9月份才定剪，电影原片3个多小时，要想怎么剪到2个小时之内，还能保证叙事清楚、人物准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剪辑老师很大胆，用情绪带动整个故事，有的时候节奏快比画面的信息准确与否更重要，可能从传统剪辑上来讲不会这么做。

有的戏根本不是这场戏的镜头。有一场戏是胡建林站起来说“优化不应该是个好词吗”，所有人惊讶转过头看他。直到调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镜头根本不是这场戏的。

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这样做？后来我们已经做了观众测试，请各个部门、营销合作和投资方、演员都看过片了，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镜头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没关系，就跟着情绪走，跟着整个人物的状态走。就把这个留给观众去发现吧。

这次我们在片头用了很大的字，很鲜艳的色彩，其实也是一个蛮当代的美学追求。有些包装里我们会用PPT这种形式，就是想尝试一些新东西，因为没有人规定说电影必须得怎么样。也许有的地方是成功的，有些地方是不好的，可能干扰了观众，这些在实验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觉得这个实验本身很重要。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电影里总有现实的荒诞性。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我从小就听相声、看小品长大，最早的创作也写情景喜剧，慢慢地就会发现喜剧的根本就是在揭示这个世界的荒诞性的东西。

逻辑是个好东西，我们每个人做事都在遵循某种逻辑，但在现实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它是违反逻辑的、违反常识的。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我觉得看待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眼光，去看待生活中发生的那些让人糟心的事，其实挺可笑的。如果能笑出来，整个人生能轻松一点，这是我在创作里想带给观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