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年事

本文转自：安顺日报

□陈雨声

每近年关，不由得想起年事。电影慢镜头似的，在眼前不断切换。一到腊月，年味便浓起来了，人们早早停下手中农事。谋划过年——该打打阳春了；老大的头发该理理了；老二该添添新衣了……一桩桩，一件件，都得提上日程。

在老家，做达尔粑和杀年猪绝对是所有年事重头戏。

腊月初十左右，便会将粳稻谷辗成米，准备做达尔粑。我们寨子是没有加工达尔粑机器的，要加工，必须到邻村才行，早些年没通电，机器是用柴油机带动的，从天亮叫到天黑，由月初叫到月尾，寂静乡村因此变得鲜活、灵动起来。

家里做达尔粑时，母亲是最忙的，大米得提前两天就浸泡好，然后滤干，装在大木甄里蒸，蒸好第一遍，倒在大簸箕里揉散，洒上适量的水，待凉了，上木甄里蒸第二遍，蒸到什么程度算好呢？蒸的过程中，母亲不时从木甄中取出几粒米饭，夹在拇指和食指间不停地搓动，用母亲的话说，什么时候把米心蒸没了，就可以加工达尔粑了。

蒸好的米饭装在铁皮桶，用毛巾捂严实，可以挑到邻村加工达尔粑。加工时，手上抹上些蛋黄或者猪油，待洁白的达尔粑从机器挤出来，用刀子从机器口迅速切断，然后放在案板上来回揉搓，成型后，白白的，圆圆的，像极了白白胖胖的猪儿，因此达尔粑又叫猪儿粑。其实，达尔粑就是外面称呼的年糕粑。达尔粑吃法很多，可汽蒸、水煮、火烤、油炸。在杭州，也会偶尔买些当地年糕，可无论如何吃不出老家达尔粑那种香糯柔韧的味道来。干透了的达尔粑，放在大缸里，用没有开春的水浸泡，存放一年半载也不会变质。

过了腊月中旬，陆续有人家杀年猪了。那些天，村里的杀猪匠是最忙的，这家还没有开始，那家便来催了。自打记事起，家里每年都要杀一头三四百斤的年猪。除去用来熬制猪油的大膘肉和一些晾风肉，余下的全部用来熏制腊肉。那年头杀年猪，膘越厚越好，谁家要是杀年猪有一巴掌厚的膘，再撕下几十斤板油，是足够向别人吹嘘一阵子的。

杀猪那天，父亲起得很早，先是在略带斜坡的地上挖一口土灶，灶上架上大锅，锅里加满水后，便往灶坑里添柴生火。等帮忙杀猪的人到得差不多，父亲打开猪圈门，用绳子套住了猪的前脚，几个人合力一拉就地放倒。堂屋里的长条岸桌上，众人拉的拉尾巴，拉的拉脚杆，二爷爷从牛皮套里抽出尖刀，找准位置后，瞬间便没入猪的脖子。抽刀，不曾沾上一点血，又被二爷爷插回牛皮套。

杀猪饭的菜基本上来自猪身上，瘦肉、漂汤肉、猪血、猪肝、粉肠……一切准备好后，母亲吩咐我挨家请人吃饭，关系好的，一般都会来。印象中，有两个人必须在场而且是坐上席的，一个是杀猪的二爷爷，一个是邻居张大爷爷，张大爷爷是个医生，早些年在乡卫生院干过，后来在家自己开了诊所，卫生院治不好的病人，他能治，不少外乡人都慕名而来，在上下二寨颇有名望。父母亲一年到头忙于农事，很少有机会请人到家里聚聚，只有杀猪这天，他们最是放松，也最是愉快的。他们以纯朴的方式，感激着让他们躲过小病小灾的医生，和那些质朴的乡邻们。

过完年后，儿女们又会四散而去。我每次返回打工的杭州，身上都压着百十来斤装有猪儿粑、豆沙粑、腊肉、香肠以及一些故乡特产的蛇皮口袋，这些都是父母亲一年来辛苦的杰作。早些年，老家是不通公路的，每次都是父亲吆着老马驮着送到镇上的汽车站上车。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父亲，身子越来越单薄了，他的身旁，依然是那匹也越来越单薄的老马，在不停地打着响鼻。

我务工的小镇，沪昆高速和沪昆高铁穿镇而过，无论开车还是买票，都能直达老家关岭县城。又是一年将尽，那个总是在电话里问厂里啥时候放假、啥时候回家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那些圆滚滚的猪儿粑、一入口便油汁四溅的老腊肉，永远铭刻在记忆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