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金融机构如何抓住机遇？

12月14日，以“筑牢安全防线 建设金融强国”为主题的2023第七届金融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

在圆桌对话环节，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陈选娟主持，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平安养老险总经理助理、首席风险官石波，陆家嘴信托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彦，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助理刘富伟，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张雷等金融行业高管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分享了建设金融强国过程中的中国机遇与安全挑战。

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金融机构怎么做？

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将从哪些方面发力，实现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浦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表示，金融强国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要强国、强实体经济，二是要在风险管控的前提下金融自身要强。商业银行作为整个市场定价的主要参与者，要发挥自身在规模、交易、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在外汇、信贷、利率、衍生品、大宗商品等市场上去做好自身的定价能力建设，把市场交易的流动性做好，以市场有效运行的价格来服务整个市场。

“中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为推进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迈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保险机构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与长期资金的主要管理人，将对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和稳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安养老保险总经理助理、首席风险官石波说道，未来，保险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关键作用，优化资金投向结构，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提供广覆盖、高效率的金融支持，并始终坚守风险底线，筑牢安全屏障。

陆家嘴信托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彦则指出，在资管新规和信托业务新“三分类”的整体框架下，信托行业首先要利用好财产保护和破产隔离的独特制度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强国的建设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信托公司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创新业务模式，综合利用再融资、股权投资、标品投资、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等多种模式来助力实体经济行稳致远。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信托公司要不断地丰富服务信托的场景来扩大美好生活的内涵。

作为公募基金行业代表，刘富伟直言，公募基金是给老百姓来理财的，来争取为自己的财产、财富的保值增值。在此过程中，让社会的资金流动起来，可以更加优化配置到国家战略产业中去，这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资产管理机构作为专业投资者，可以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上市公司一些指导和帮助。从摩根资管中国自身角度来讲，会从三方面去加深和做好工作，包括做好买方工作，做好投资者教育及陪伴工作，以及打造多元化、全天候的产品线等。

“提高资本市场的质量，我觉得首先是把好入口关，畅通出口关。”华泰联合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张雷表示，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华泰联合证券始终牢记几点内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发展的制胜优势。二是时刻牢记防范风险，持续强化券商的业务部门、质控部门和合规部门三道防线，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形成有机整体。三是要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券商要围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主题，以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为指引，挖掘优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谈到了有效性的问题。

薛宏立表示，总体来看，明年财政政策要适度积极，货币政策要保持一定弹性并且要配合财政政策，说明要转向财政政策去更多体现有效性。要想应对未来不可控制的因素，财政政策适度积极的同时仍需留有一定余地。其次，在目前的环境中应该更多把存量给流转起来，因为经济越循环越健康，循环速度就衡量了政策的有效性程度。

“未来要想做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有效，除了财政更有效之外，其次要做到盘活存量的有效，还需要在公募REITs偏债型方面做一些文章。目前，REITs是偏股型的，商业银行自营资金无法参与，如果增设偏债型REITs，就能发挥我国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特性。目前，公募REITs只发了30单左右，和超过30多万亿规模的存量资产相比还有很大创新发展空间。”薛宏立说道。

石波判断，明年政策决策层面的协调性将会提高，后续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同向发力，各类具体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将大大加强，特别是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保持一致性，避免出现不同政策效果抵消的情况。“政策组合拳”在出台之前相关部门会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出台的节奏与流程可能会比较审慎、决策层级也会比较高。同时，具体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将会增强。2024年宏观调控将更为精准，会进一步加大向基层以及国家战略领域倾斜，更具针对性地解决诸如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及中小金融机构等实际风险问题，避免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达到终端而造成政策、资金、资源的空转。

“未来经济发展将会更加注重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结构性政策的导向将会贯穿始终。”王彦表示，就货币政策而言，将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于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等方面的支持，而这些方向也正是信托行业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就财政政策而言，在稳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用好存量资源。就信托行业的感受而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都在大幅压降，这就让信托公司非常珍惜现有的存量资源，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张雷从投行角度指出，“从投行角度而言，一是要提升价值发现能力，二是要做好风险防控，三是要充分为实体经济赋能。”

他详细介绍称，更早、更及时地挖掘优质企业，并通过证券化工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投行的本职工作，也是检验投行工作“有效性”的标准。此外，投行还应做好风险控制、把好资本市场的入口关，通过投行、投资、投研有效联动，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针对性、多元化的服务，这也是为提升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一环。

刘富伟则表示，上半年M2增速超过10%，从信贷的增长需求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甚至是收缩的，有效需求不是很足。如果从横向看，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将来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更多起到提高流动性、降低成本的作用。

在有效性方面，刘富伟谈道，作为市场上的参与机构，作为一家资管机构，更重要的是把自身的工作有效性发挥得更好。“金融是血脉，我们能不能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各个器官部分所需要的营养，通过我们真切地输送过去，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合理化和最有效化，这个可能是我们从骨子里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