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迎故旧乐无穷（上）

本文转自：常州日报

一起走过 / 肖声

异乡迎故旧乐无穷（上）

在钱惕明（右）的中视海景房工作室，两位老人相谈甚欢。

这一天，是2022年12月5日，下午4点09分。我打开手机，一条微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请你帮我租一个小区内的业主房，我想住到中视金海湾，和你做邻居。麻烦你了。”

这是谁？他既非七八十岁的同龄人，也非在岗工作的后生晚辈，乃是长我十一岁又与我十分投缘的著名健康老人钱惕明（其曾被评为常州市十佳健康老人）。

出生于1929年的钱惕明，是老革命中最年轻的一代，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他早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49年5月6日进入革命干部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加入了革命队伍。两个月后，又因革命需要，被提前毕业，分配到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日报任记者。解放后，我国的干部离退休制度里有一条硬杠杠：凡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者，均可享受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正由于此，他搭上了享受离休待遇的末班车，成为常州日报仍健在的两位离休老干部之一。

除短期参加土改工作队等其他工作外，钱惕明一生从事新闻工作，从1954年起供职于常州日报，历任记者、编辑、采访部主任、报社党组成员、总编办主任、副局级巡视员等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和为人，可以用十二字来概括：一生谨慎、办事认真、待人宽厚。

我与钱老的相遇和相识，已经很晚了。起始于我在北方辗转漂泊20多年叶落归根调回常州之后。

我影影绰绰的记忆里，那一天，是1983年8月10日，我到常州日报大采访部报到。先多说一句，采访部前面为何加个“大”字呢？那是由于报社在一个特殊转型时期组建的一个特殊部门。时任以副代正的总编张熙是一位开拓型领导，他把全编辑部除群工部和副刊部以外的所有记者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很奇葩的采访部。之所以说它奇葩，一是记者云集，那天我走进大会议室，一眼望去，哗啦啦看到两大排端坐的记者，可见人数之多，而且据可靠消息，还在源源不断地引进新人；二是部领导阵容豪华，由一位党组成员担纲正职部主任，在他后面，还有一位部主任也是正职，然后还有两位副主任。

钱惕明，就是该部门的一把手：党组成员兼部主任。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便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五十多岁中等个子慈眉善目的长者。

当时采访部的记者，是按条线和区域分工的。钱大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时，直言相告：“你当过山西日报记者，又当过体育报记者，经验很丰富，又年富力强，要挑重担。所以决定把原先由顾常律副主任跑的常州最红火的龙头行业机械口子转给你来跑，怎么样？”钱大主任寥寥数言，说得很暖心。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位领导很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人不错。

我在钱主任麾下，总共工作过一年零三个月又20天，虽然时间很短，却受教无数，受益匪浅。

他见人眯眯笑，开口三分笑，哪怕是批评人，也不是急风暴雨般的大喊大叫，反而是和风细雨似的循循善诱，有点像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其实他却是有真才实学笔头子又很硬的老记。我认真学习过他写的评论员文章和社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论据充分，笔风老辣，很有说服力，令我起敬。

其次，钱惕明管理队伍的点子多，办法多。上世纪80年代初，人心思变，人心浮动，队伍管理难度很大。但就在这一特殊时期，钱惕明还偏偏弄出一套制度管人的绝招。他在全体记者会上就曾明确宣布过，“人管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走出一条制度管人的新路来。”什么制度呢？他的办法就是严格考核。每个记者每月都要考核见报稿件的数量和质量，“论功行赏”。完不成基本任务者不仅没有奖金，还要扣除部分浮动工资；完成基本任务得基本奖；超额完成任务则按稿子数量和稿件等级计超产奖；不仅设有月考核奖，还有季度奖和年终奖，根据各人的贡献大小，奖勤罚懒，拉开差距。有这样一套完整的考核制度，哪里还需要领导像婆婆嘴那样盯在屁股后面唠叨个没完没了？我很佩服他的这一金点子。当然，我也是这一考核制度的受益者。我从到岗的第二个月开始，就月月都能享受超产奖，且经常名列超产奖之首。最多的一个月，我共见报33篇稿件，创了最高纪录。试想一下，哪怕是月大，也只有31天，再扣除至少四个星期天（那时候是单休制），全月最多也只有27个工作日，我却见报33篇稿子，平均每天得采写一篇多稿件。

我是凡人，不是魔术师。之所以能创下如此高产纪录，首先得益于钱老对我的器重和照顾。当时，常州的工业正处在小桌子上唱大戏、狮子滚雪球和中小城市学常州的兴旺时期，而常州的支柱产业，就是机械和纺织工业两大项。钱主任把机械口子分给我，显而易见，既是信任，也是器重。我一介入这一行业，就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几乎每到一厂，就听厂长或书记自豪地介绍说，该厂的某产品已处在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或正在争创领先位置，甚至有不少厂干脆就是全国同行业的排头兵。如戚机厂、常柴厂、常拖厂、林机厂、机床厂、冶金机械厂、锻造厂、变压器厂、照相机厂、钟表厂等一大批制造工厂，几乎都是全国同行业的领头羊。这些先进企业，新闻素材当然比一般企业要多要丰富。这在客观上为我多出稿出好稿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主观努力也是重要因素。我在回常前，就已经有十几年省报和国家级报纸的采访编辑实践，深入第一线去找线索挖题材是我的强项。加上我本来就是个“工作狂”，叶落归根后，工作起来更狂了。那时候，人家是一周六个工作日，但在我的词典中，一周七天，天天都是工作日。多数记者礼拜天在家休息时，我马不停蹄，奔波于为避用电高峰而周日开工的大小厂矿之间，往往能抓到不少“大鱼小鱼”（即各色名样的新闻素材）。我还有个多年养成的习惯——喜欢做夜猫子。白天采访，夜晚赶稿，夜阑人静，百鸟归巢，没有任何干扰，正是我发挥的好时机。而且，我还常常会在梦境里灵感突发，脑子里跳出神来之笔。这时候，我一定会迷糊着爬起来，划拉几句，就怕一觉醒来灵感飞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这“外来户”，就这样笔耕一年后，便让大量读者记住了我的笔名“肖声”，也赢得了包括钱惕明在内领导的尊重和关注。1984年国庆节前夕，本来就很奇葩的采访部更奇葩了。经钱惕明向党组汇报并一致通过，我被任命为采访部副主任。这一职位真有点虚设，因为在我之上，已有两位正职和两位副职，我这第五把交椅就更是一种很可笑的摆设了。很善于用人的钱惕明主任，似乎猜中了我心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