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枪支资本主义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生活 民众的日常恐惧成为“枪支文化”牺牲品

据美国《时代》周刊近日刊文报道，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很难把他们的枪当成普通物品，尤其是当像日前缅因州大规模枪击案这样噩梦般的事件发生时。

文章指出，枪支“文化”是美国人为这些由木头、塑料和钢铁制成的无生命之物赋予意义的集体“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备受争议。对于一些人来说，例如《西雅图时报》专栏作家大卫·霍西（David Horsey）去年在谈到枪支行业时所写的那样：枪支“可能是美国最大的邪恶力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像全美步枪协会（NRA），枪支实际上是其所谓的抵御邪恶的超自然力量的“最佳武器”。

在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发生大规模枪杀儿童的恐怖事件后，全美步枪协会执行副总裁韦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解释称，“真正的怪物”走在我们中间，“他们如此疯狂、如此邪恶……任何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理解他们。” 本文作者、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鲁·麦凯维特（Andrew C. Mckevitt）说，我们是否该“期待”枪支游说团体在未来的日子里对缅因州事件做出类似的荒谬说辞。一组社会学家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相信世上存在恶魔和魔鬼的美国人与支持扩大枪支权利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相关性。

文章指出，美国对枪支的“神奇想法”是枪支资本主义最有效的产品之一，它将廉价的垃圾变成了受人珍视的商品，而代价是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恐惧和武装。19世纪，美国枪支资本家学会了向美国消费者推销枪支的“魔力”。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和奥利弗·温彻斯特（Oliver Winchester）等人知道，销售枪支意味着销售关于枪支的故事，从而给枪注入“文化”涵义。

文中介绍，二战后的美国枪支资本家们则另辟蹊径。例如，塞缪尔·卡明斯（Samuel Cummings），他是英特尔军火公司（Interarms）的创始人，该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在公司成立的最初的二十年里，最大的赚钱工具是战争剩余的武器。卡明斯将它们清理干净，然后将它们运给猎人、收藏家和对枪支好奇的人，买家大多是白人。卡明斯和战后新枪支资本家们讲述的故事——他们所兜售的“神奇武器”——是一个国家在享用世界枪支资源方面没有限制。英特尔枪械公司的广告中充斥着数十种待售枪支，彰显了其枪支的丰富和强大：只要花上10美元，就能买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枪支。还在美国宣称枪支消费者是全球征服者。

1963年，当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新的枪支限制措施时，枪支权利运动兴起了。全美步枪协会（NRA）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消费者游说团体，它帮助了起草新的法律，这些法律与其说是防止枪支暴力，不如说是保护枪支消费。1968年，美国《枪支管制法》诞生，然而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满意，它激怒了枪支权利活动人士，他们认为这是迈向极权主义滑坡的第一步；枪支管制支持者则觉得这部法律软弱无力，因为它是为了安抚枪支制造商和消费者而制定的。

作者指出，今天人们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主要理解——普遍认为这一条款保护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而不受民兵服役的影响。但第二修正案对资本主义或商业没有任何规定；它的两个关键动词是“持有”和“携带”，这两个词现在和过去都不是购买、销售、分销、市场或制造的同义词。然而，美国在枪支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大多是在商业领域进行的。美国联邦政府限制枪支的各种努力都是基于国会征税和监管州际贸易的宪法权力。任何关于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免受致命暴力侵害的说法都会遭到迂回的反驳。如果说枪支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兜售的是财富，那么今天它兜售的则是针对政敌。

最后，作者强调，思考枪支资本主义意味着思考在美国买卖枪支的日常经历。卡明斯兜售的不是自由、安全或暴动，而是廉价的垃圾。思考枪支资本主义也意味着思考美国是如何制定法律和建立法律以及国家基础设施来适应所有枪支买卖的。枪支资本主义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很容易被它在现实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所掩盖，以至于使一些人相信只有最致命的暴力才能阻止所谓的“怪物和恶魔”。

来源 中国日报网

编辑 胡桅可

二审 刘娟

三审 闵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