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跳跳饭

本文转自：绵阳日报

凡人凡事

一碗跳跳饭

□ 刘才学（江油）

中午12点母亲收工回家，放下肩上扛的锄头，推开没上锁的厨房木门，拿起葫芦瓢，掀起石水缸上面的篾条笆笆去舀水，缸里却是干的。放下水瓢，拿起扁担挂起水桶扶到肩上，去一里外的水井挑水。挑回来放在水缸边，先舀半瓢水把锅洗了，又加几瓢水，把锅盖盖上。就到灶门口点火烧水。

柴火是前两天才砍的，还有点湿，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燃，黑烟直冒，扑鼻而来，熏得母亲眼泪直往外流，也顾不上清洗，只能用手揉揉，继续烧火。加满一灶柴火，就去里屋米缸里舀了两盅盅米下到锅里，又去房后的红苕窖里取半背篼红苕背到门口，倒进篾条编的红苕篓子，拿上菠箩子，提到大堰塘边冲洗。

到了水边，把红苕篓子一半浸入水中，左手抓住竹篓提把，竹篓将要出水面时又放入水中，右手拿起菠萝子配合左手不停地冲击，反复冲淘，把红苕上面的泥沙、杂质冲淘干净，提上岸把水滤干，再提回家，把红苕周围的须根和黑疤切掉，那时物质紧张，粮食不够吃，吃红苕是不削皮的，切成一寸多大奇形怪状的砣砣，待水开了装了两瓢倒进锅里，这就是一家五六口人的中午饭。

那时，一个月吃不了一次肉，没有油水，加之全是体力劳动，饭量大得很，男人能吃一斤米的干饭，女人也要吃七八两米的干饭。因缺粮，就节约着用粮，母亲就煮了一大锅红苕稀饭，说是红苕稀饭其实大多数是红苕，其余几乎是米汤。

母亲一边往灶里添柴烧火，一边还得从酸菜坛子里捞出泡好的酸豇豆、酸萝卜做下饭菜，一边还得喂鸡喂猪。待米快熟了的时候，把一个青绿色的洋瓷大碗洗干净，碗口向上放入正在煮饭的锅里，让铁锅里的米在柴火的烧煮下往碗里跳，这时火不能烧大了，火大了米汤要往锅外溢，红苕也会跳进碗里，火小了锅里不煮，米就跳不进碗里，这就要凭平时掌握烧火的经验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都是集体劳动，农民们在生产队干活，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基本上是东方发白干到天黑，中午12点收工连做饭、炒菜，吃饭、喂鸡喂猪喂孩子，只有两小时时间，男人们得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种自留地，累了困了还能卷袋叶子烟，家庭主妇就没那时间了，要做饭喂鸡喂猪带孩子，还要操持其他家务活，如洗衣扫地，扯猪草砍猪草，挑水背柴，缝补衣服裤子等等。很多女人忙得连头发都没时间梳，也更没时间洗头，有的女人的头乱的像毛包像鸡窝，那个时候连化妆品的名词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化妆了。

煮了四五十分钟，母亲将洋瓷碗从锅里捞出来，一满碗香喷喷呈淡黄色的、没有红苕的大米饭呈现在饭桌上。她养了四个子女，一个儿子由于营养不良，个子比同龄人又小又矮，黄皮寡瘦的，加之胃气弱，吃了红苕就胃就返酸、丁心、发胀。那时多数农村都缺粮，除了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外，平常一个月就很难吃上一碗白米干饭了，偶尔吃一次干饭都得混入很多红苕、土豆、萝卜青菜等瓜果蔬菜和杂粮，饭里多半都是瓜果蔬菜和其他杂粮，大米只占一少半。一大锅稀饭，本来下的米就少，再跳一碗米饭走，剩下的就只是红苕和米汤了，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就只能吃红苕砣砣喝米汤了，把唯一的一碗米饭给了她唯一的儿子！

我就是母亲那个唯一的儿子，每次想起，我眼圈里溢满了不知是感动还是辛酸的泪水。

参加工作后，我努力工作，国家政策也好了，经济发展了，待遇也提高了，条件稍好，我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与我一起生活。艰辛而又平凡的母亲，在江油这座小城里生活了20多年，走完了她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