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帝师苏东坡

本文转自：今晚报

“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此语，引得东坡捧腹大笑——如此看来，东坡并不以自己与世相违、仕途坎壈为难堪尴尬之事。去世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李公麟绘画）里，东坡更是将自嘲推向极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贬再贬三贬直到贬无可贬，这是令常人多么难以忍受的糗事，但在东坡眼里，却是值得夸矜的“平生功业”。

东坡为人有君子之风，温润如玉，即使对待王安石（《宋史·苏轼传》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也不愿以牙还牙，而是以德报怨，在王退隐后，路过金陵时拜访其并写诗唱酬。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的是敲骨吸髓、祸国殃民的剥夺民众财富的行为[受苏轼牵连，1079年苏辙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也就是担任盐业公司经理、酒类专卖经理、税务局局长。苏辙自述：“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尺寸以自效……”（《东轩记》）王安石变法的官府垄断专卖机制，《水浒传》里有描述]，反对的是利用手中特权、垄断诠释经典的权力，如王安石编成《三经新义》《熙宁字说》，颁布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必用教材、标准答案；反对的是那些深文周纳、逢迎上司、怙恶不悛的奸险恶徒，如李定、舒亶、何正臣、蔡确、章惇之流。

东坡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春风化雨。苏门四学士成就斐然，传为佳话，可见东坡育人有方，成人之美。然而，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在大师的指引下成人成才，不然为何孔门三千弟子却只有七十二贤人呢？不然历朝历代千挑万选德高望重之人担任太子师傅，而像个人样的皇帝却屈指可数呢？这样来看东坡担任宋哲宗（赵煦）侍读，却反而因此招致赵煦怨恨（或者是赵煦把对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的怨毒迁移到苏轼身上），就不只是东坡个人的悲剧，而是赵煦上演一出恩将仇报、祸国殃民、残民以逞、有权任性的闹剧。《宋史·苏轼传》载：“（元祐）二年，（苏轼）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元祐）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东坡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没能引导赵煦成为有为之君，心理扭曲的赵煦亲政之后反而恶整老师、加剧党争、折腾百姓。与此类似的是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先前对其百般敬畏的学生万历皇帝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追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与此形成反差的可见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期间，亚历山大给老师亚里士多德寄过一些生物标本，供其研究。

从赵煦亲政之后的1093年，到赵煦病亡的1100年，苏轼1093年从扬州知州到定州知州，1094年到惠州担任宁远军节度副使，1097年再到儋州担任琼州别驾，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北归，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离世。七年时间里，在官职俸禄、任职地点、社会地位等方面，东坡虽然饱受曾经教过的学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击，却并没被摧残得服软认输、精神萎靡、缄口不言，仍然兴致勃勃地研读经典、写诗填词、绘画写字、发明创造、亲友往来、课读童蒙，甚至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这是对欲置其于死地的赵煦、章惇之流的最大蔑视。襟怀坦荡、光风霁月的东坡就像珠穆朗玛峰，而暗黑阴毒的黑暗魔君则像马里亚纳海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