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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6日),笔者在建德大洋镇兰江边探访了一方元代摩崖,由于风化严重,其内容并不容易辨认,于是将拍摄回来的照片与金石同好奚珣强兄、蓝银坤兄等进行了分享,一起辨识,共同探讨。经过一番切磋推敲,终于解读出了其内涵,竟然和元代外藩纳贡相关,此类题材的摩崖十分新颖,在浙江境内极为罕见,此发现值得大记一笔。
笔者最早在叶欣《严州金石》一书所录的“棋坪山摩崖石刻”中知道此处摩崖,但遗憾的是,书中仅认出个别文字,未能揭示其全貌,摘录如下:
而距“石壁”右侧10米处岩壁上,亦存有遗迹。壁中刻绘莲花座经幢图案,左下方刻有款识:“□□吉日,信士蔡□政立。”而石柱右侧,隐约刻有:“至元庚辰岁仲秋,郡人□□□□□□□柳千,□□□□监修,开阔迎接□□□。□□□□□□记耳。”至元庚辰即至元六年(1340),而“石壁”刻石年月亦在其间。
摩崖所处崖面(未清洗前),摄于2024.9.16
现场清洗崖面,摄于2024.9.16
此处摩崖在“石壁”二大字附近,崖面平削,一开始斑驳不可辨,用水洗刷过后,总算能看清字迹,共有相互独立的两方题刻,均就石而镌。
左边一方为“南无阿弥陀佛”六大字楷书竖排,字径约20厘米,下有莲花底座,左侧有款云“壬午年吉旦,信士蔡□政立”,字径约10厘米,因无年号,年代未详。
右边一方为题记,楷书,字径约6厘米,释文:
至元庚辰岁仲秋,郡人/建德县尉王济同柳千/户、邓总把、监修阔阔,迎接/占城国/进奉犀牛、玉象经过,记耳。
元代迎贡题记,摄于2024.9.16
其中有个别字可能会有出入:其一,“王济”之“济”,由于剥落太过严重,仅凭残笔和轮廓推测为“济”;其二,“阔阔”也有可能是“開闊”,由于第一个字门字框内的笔画模糊,很难完全确定,暂将其释为人名“阔阔”,元人此名常见,“监修”或是职务,行文也基本能读得通。
以上疑点虽存,但总体不影响我们对这方题刻内容的理解,这是建德地方官员(县尉为文官,千户和总把则是武官)迎接占城国贡物过境的记载。
《严州金石》将题刻时间断为1340年,是否准确?首先要把这点搞清楚。元代两次使用“至元”年号,即元世祖之至元(前至元)和元惠宗之至元(后至元),两者都有“庚辰”,前者为前至元十七年(1280),后者为后至元六年(1340),两者相差正好一个甲子,这就给我们断年带来了不确定性。
向朝廷进贡大象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详情可参见宋豪《明代贡象问题研究》中的“历代贡象历程”这一章。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喜欢乘坐象舆,这样显得十分霸气,于是乎就比较热衷于让藩国进贡大象。
据武晓丽《元朝“象舆”与“贡象”述略》一文有详细统计:
“根据以上列表不难发现,在1270-1339年(共计69年),12个区域至少向元朝贡象115头。同时可以看出,元世祖和元成宗两朝是入贡大象最多的时期。到元朝中后期,入贡大象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元顺帝一朝,只贡两头大象。贡献大象数量最多的时期是元朝统治的顶峰时段,元世祖忽必烈以武力征服了各方,使其来朝称臣纳贡,小国惧其武力,不得不从万里之遥的地方把大象运到大都。”
占城国位于东南亚,历史悠久,与古代中国之间可以看作是以朝贡和贸易为主的宗藩关系。占城国向元廷进贡大象和犀牛,在《元史》中多有记载,最早的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甲辰,《元史》卷十:“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仅过了一年,占城国又来进献了,据《元史》卷十一·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下载:“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而在元惠宗时期,并未见到占城国进贡象犀的记载。
↑武晓丽《元朝“象舆”与“贡象”述略》
根据以上记载,笔者推定摩崖中的“至元庚辰”乃是前至元十七年(1280),而不是后至元六年(1340),“仲秋”正是八月,这和《元史》的记载完全吻合,此时距离南宋彻底灭亡还不久。
摩崖所处位置就在兰江边,兰江自南向北汇入富春江,占城国进贡犀牛和大象这种庞然大物,走的应该是水路,一路向北。地方官员要专门前来迎接,可见接待外藩进贡是一件庄重的政治任务。
笔者曾撰文《一处石刻 一段北宋外交史》,揭示了北宋时官员出使高丽途中在杭州留下的摩崖遗迹,此番又确认了元代外藩朝贡途中在建德的石上留痕,何其幸运!摩崖中保存的实物外交史迹,有别于书籍记载,更加直观、更加生动、更加可靠,何其珍贵!
作者:清兄(姜建清),曾为山痴,今为石痴,在荒寂斑驳的石刻中寻找故事,在尘封弥久的故事中品味古今。
参考文献:1. 叶欣 编著,《严州金石》,杭州出版社,2020年。
2. 宋豪 撰,《明代贡象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3. 武晓丽 撰,《元朝“象舆”与“贡象”述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十一辑)》,2018年。
4. 宋濂 等纂修,《元史》,万历三十年(1602)国子监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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