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车站站址认定又添新证

本文转自：通辽日报

文/刘科 李赓文

通辽地区铁路修建较早，1921年10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借日款修筑的四洮铁路郑通支线（郑家屯至通辽）修到通辽，诞生了通辽历史上第一个通辽火车站；1927年10月东北地方当局投资兴建的京奉铁路打通支线“打虎山（今大虎山）至通辽”修到通辽，京奉铁路局也在通辽修建了通辽车站。这样通辽就出现了两个通辽车站同时共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区别两个都称作通辽车站的火车站，俗称打通路通辽车站为“南站”、四洮路通辽车站为“北站”。两个通辽车站同时共存的局面维持了6年6个月，直到1934年4月1日四洮铁路郑通支线与北宁铁路（原京奉铁路1929年4月改称北宁铁路 ）大通支线（打虎山改称大虎山）合并成一条铁路，称大郑线。大郑线使用北宁铁路大通支线通辽车站站舍作为站舍，至此，通辽城区两个通辽车站并存的局面结束。

关于通辽城区内两个通辽车站站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四洮路通辽站站址，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今通辽铁路公安处一带；第二种说法是在通辽铁路永安立交桥附近；第三种说法是在建国路南端今东北大厦草原酒店位置。关于打通路通辽站站址亦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民航路附近的石油库一带；第二种说法是在通辽城西南五家子；第三种说法是在和平路（原永福大街）南端，1992年11月拆除的通辽车务段段舍即为打通路通辽站站舍。笔者结合现场考察、文献记载、档案记录、图片文物佐证和采访知情人等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四洮路通辽站位置在今建国路南端的东北大厦草原酒店所在地；打通路通辽站位置在今和平路南端，1992年11月拆除的通辽车务段段舍就是打通路通辽站站舍。具体理由如下：

认定四洮路通辽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地图标识，1933年5月发行的书籍中所附的《通辽市街略图》，显示四洮路通辽站正对着街路，即今天的建国路。其次根据民国时期车站设置的惯例一般正对着街路，以方便旅客乘降和货物的装卸与发送。第三从日本发行的写真集中的通辽车站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出四洮路通辽站正对着街路。

考证打通路通辽站站址在今和平路南端有以下具体理由和证据：1、铁路车站设置的目的是方便旅客就近乘降和货物运输方便快捷，因此其设置一定靠近市区，面向大街。民国时期通辽城区有两个通辽站，面向今建国路的通辽站就是四洮路通辽站已经得到民国时期地图的佐证，那么位于今和平路的通辽站是打通路通辽站则是确凿无疑和毫无疑问的。2、打通路通辽站设在和平路南端位置和张作霖修建打通路的目的吻合。从当初张作霖建设打通铁路的目的来看也是以国有铁路（即东、西两大干线包围满铁）东西夹击，抢夺满铁货源和客源，而通辽正是东北西部大干线的中心和重要环节，因此打通路的修筑引起了严重的中日铁路交涉。且四洮铁路也是归属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国有铁路，从有利于国有铁路联轨运输的角度看两个通辽车站也不能建的太远，实际上建国路南端的通辽站和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距离仅400米左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3、从两路接通轨道的建设时间上看，也证明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是打通路通辽站。因为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和京奉铁路打通支线连接轨道，形成京奉、四洮两铁路相连，进而连通东北西部大干线是东北地方当局的既定目标。因为四洮铁路是借日款修筑的，根据借款合同规定四洮铁路的总工程师、行车总管、养路工程师、总会计均需用日本人。京奉铁路打通支线修到通辽后，四洮铁路局日方车务和工务两处长设置障碍阻挠两路接轨。但当时任职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的常荫槐严令四洮铁路局，两路必须接轨，他给四洮铁路局局长卢景贵的电令措辞严厉。四洮铁路局长卢景贵排除日方处长的阻挠和抗拒，于10月24日当天在两个通辽车站之间完成京奉、四洮两路的接轨工程。从接通轨道完成联轨运输看，两个通辽车站距离也不会太远，因为1天之内完成敷设路基、架设轨枕、安装钢轨并完成调试，证明两个通辽站之间距离不远，建国路的通辽站和和平路的通辽站之间距离400米左右，是符合当天接通轨道工程的实际工作量的。4、根据文献记载，日军进攻通辽期间和沦陷初期，两个通辽站同时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1年10月中旬进攻通辽至11月7日占领通辽城区。在此期间，日军曾多次炮击南站，使打通路通辽站饱受战火摧残。据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陈觉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撰写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一书也记载了日军炮轰通辽站的历史。这些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军进攻通辽时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是同时存在的。5、历史照片以铁的事实证明，位于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就是打通路通辽站。笔者手中现存民国及沦陷时期老照片也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通过证据链的比对能够对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形成清晰的脉络。根据民国时期《通辽市街略图》可以证明四洮路通辽站正面对今天建国路方向，该车站站舍较小，仅545.8平方米。面向和平路的通辽车站就是打通路通辽站，这从当年拍摄的此通辽站战前和战后的照片中看得清清楚楚：战争前的南站站舍整洁，门窗完整，一派祥和景象；战争后由于南站多次遭到日军炮火轰击，站舍凌乱，门窗破损，一副残破凋零的状况，显然是刚刚经历过兵燹的样子。还有一幅日军从通辽车站列队出发向市区行进的照片，背景正是和平路南端的通辽站，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历经炮火洗劫的南站就是位于今和平路南端的打通路通辽站。而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攻通辽的时候，通辽仅有两个车站即四洮路通辽站和打通路通辽站。因此从文献记载和战前、战后车站照片对比来看，位于今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是京奉（北宁）铁路打通支线的通辽车站是确凿无疑的，这个结论是经得起的历史检验和时间的拷问的。6、口述史料佐证。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邱连才伪满时期曾在打通路新立屯车站工作过，解放后在锦州铁路局调度所工作。他的哥哥邱连升参加了打通铁路的修建工程，打通铁路建成后曾在新立屯车站工作，邱连才正是在哥哥的介绍下在新立屯车站参加了铁路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末邱连才调到通辽车站工作（和平路南端的通辽车站），他曾对孩子们讲过这个车站就是从新立屯过来的第一个火车站。

今年9月，笔者之一通辽收藏协会会长李赓文先生收藏到一本《我的家乡史话》，此书所配《通辽解放前城区平面示意图》明确标注着通辽两个火车站的位置，一个在建国路南端，一个在和平路南端。此书系出生于1932年3月4日的通辽人蒋成顺撰写，蒋成顺1950年参加工作，在哲里木盟交通运输管理站工作至退休。2007年在通辽解放60周年之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撰写了回忆录性质的书籍，此书印数不多，现存世量极少。但蒋成顺的图示佐证了四洮路通辽站在建国路南端、打通路通辽站在和平路南端的事实，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