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秦琼和李世民君臣二人的政治智慧后世无人能及

在封建社会，皇帝探视患病的重臣，这是一种殊荣，史官是一定要大书特书的，重臣病逝，皇帝流泪，史书也不会漏记。

我们翻看两唐书和《隋唐嘉话》，就会发现很多“君正臣忠”的典范，仅以英国公李勣为例，我们就能发现唐朝的皇帝还是很“重感情”的：李勣患病，李世民剪下自己的胡须当“药引”；李勣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脚脖子，李勣病逝，唐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七日，及葬日，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

李家父子对李勣可谓“情深意切”，在史书中还有不少李勣得病、坠马后皇帝亲自探望和钦赐御马的记载，但是对一病十二年的胡国公秦琼，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却好像视而不见：既没有一次登门探望，更没有派遣御医前去诊治——所谓秦琼在御医走后倒掉汤药，那只是网文的移花接木甚至凭空捏造，在正史和唐人笔记中是找不到半个字记载的。

熟悉隋唐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秦琼和李世民的关系是极亲密的，从加入唐军那天起，秦琼就是李世民的部下，后来还成了李世民的助手：“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闻其勇，厚加礼遇。从镇长春宫，拜马军总管。”

李渊“受禅”后李世民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七年，李世民又“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寻加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

“镇长春宫”不是任务而是待遇，也是当年李渊给李世民的一个特殊补偿，就是给他一块自己的地盘和宫殿，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李渊有“金銮殿”，而李世民有“银安殿”，秦琼就是李渊划拨给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在玄武门之变前，尉迟敬德的地位与秦琼相差悬殊。秦琼是从一品翼国公（爵）、正二品上柱国（勋），而尉迟敬德只是秦王府特设的从四品武官，并不在朝廷编制之内：“（敬德）累有战功，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时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府官之外，又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其左一右一护军府护军各一人，正第四品下。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副护军各二人，从四品下。”

如果把秦王府兵比作一个保安大队，那么尉迟敬德就是某一个中队的副队长，秦琼在受封翼国公（改封胡国公是秦琼辞世一年后的贞观十三年）、上柱国之前，就已经是李渊正式任命的“秦王右三统军”，与相当于“私兵”“府兵”头目的尉迟敬德不是一个性质。

秦琼于贞观十二年走在李世民之前，尉迟敬德于显庆三年走在李世民之后，李世民和李治给这两位国公的待遇是不同的。

这里要插一句：秦琼和尉迟敬德虽然同为国公，但是待遇却不一样，而且是有剪刀差的：秦琼属于“开国公”，李渊给他的食邑是三千户（见《唐六典·尚书吏部》），到了李世民那里，就只剩下七百户了（美其名曰“食实封”）：尉迟敬德并不是唐朝开国战争期间受封的国公，食邑却比秦琼多六百户。

李世民称帝后大幅削减开国公食邑，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原本一户食邑都没有的尉迟敬德一下子得到了一千三百户，还“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尉迟敬德一步登天，秦琼的食邑几乎减半，这就像一个大公司换了董事长后，老员工降职降薪，新贵们飞黄腾达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秦琼知道自己已经被李世民边缘化，他那个“左武卫大将军”远比不上尉迟敬德后来的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同州刺史——封疆大吏的常例钱钞，可比十六卫大将军的俸禄丰厚多了。

李世民执政期间，几乎所有的开国功臣都有封疆之职：程咬金为泸州都督、普州刺史，段志玄为金州刺史。

段志玄病重（寝疾），“太宗亲自临视，涕泣而别，及卒，上为发哀，哭之甚恸”，秦琼一病十二年，李世民却不闻不问，这看起来很不寻常，但是我们细看两唐书和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对君臣的政治智慧：秦琼称病不朝很明智，李世民置若罔闻也很仁厚。

李世民对李勣礼遇有加，但是却不无猜忌：“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

李世民之所以要把李勣贬官外放，就是怕继位者李治对李勣赏无可赏，李勣在贞观二十三年面临的危机，秦琼在武德七年就遇到了：当年的他已经是翼国公、上柱国，作为异姓功臣，勋、爵都已登峰造极，他要是再立新功，李世民岂不是该封他为郡王？

唐初的异姓想封王，就得赐姓，不像后来的郭子仪，可以在保留宗姓的情况下获得王爵。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龙飞九五，还真不能大封异姓王，于是秦琼就危险了：赏无可赏的功臣，只能贬或杀！

如果坐在李世民位置上的是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或者是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这个问题都好解决，宋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赵匡胤可能也有办法，但是在武德七年或贞观元年，唐太宗文皇帝李世民和翼国公、上柱国秦琼怎样才能相安无事，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我们细看《唐六典》和《唐会要》，就会知道不但开国公危险，上柱国这个称号也很扎眼：“上柱国，前代勋谓之八柱国，品居第一，宜峻宠章，自后非特恩，不在累叙之限。”

李渊就是出身于八柱国之家，关陇勋贵出身的杨坚家族比李家还差半格，加九锡的杨坚和李渊都“受禅”了，唐朝的上柱国可能不及加九锡的地位高，但给功臣加九锡这种事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不会干的。

已经处在危险边缘的秦琼唯一的选择，就是称病在家，外任都督、刺史，那是绝无可能了。

江山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享太平。出现这种悲剧，皇帝有责任，将军也未必无辜：逆水行舟不如急流勇退，这个道理秦琼懂得，李世民也门儿清。

于是秦琼“病了”，李世民“忘了”，这才是二人政治智慧的最高体现：与其相忌于朝堂，何如相忘于江湖？

秦琼于贞观十二年离去，李世民算是彻底放心了，他虽然没有哭，但却给了秦琼极高的礼遇：“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

墓前立石人石马，是唐初异姓功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规格葬仪，这个待遇当时只有秦琼一人获得——在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已经定下规矩：只有立下盖世奇功的皇族才可以拥有石人石马，秦琼这是破了铁律。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应该已经明白了李世民和秦琼相忘于江湖的真正原因，在笔者看来，这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秦叔宝功成身退，李世民不闻不问，要是二人反其道而行之，那结果就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