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师，被忽视的校园霸凌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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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 韩国教师，被推向崩溃边缘

撰文｜张东慧

编辑｜漆菲

排版｜张东慧

“我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了，真的好想放弃。”年仅23岁的韩国小学老师金秀雅（化名），在日记中写下如此绝望的心情。两周后，她在储藏室中自杀身亡。

◆金秀雅（化名）的同学们前往西伊小学悼念她。

去年3月，金秀雅才刚刚走上教师岗位。她怀着对这份神圣职业的憧憬成为一名教师，但现实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金秀雅所在的西伊小学位于韩国著名的富人区——首尔瑞草区。她入职后被分配到号称“最调皮”的班级，常常需要处理校园暴力问题。

在与家长沟通过程中，她饱受语言暴力带来的困扰：“怎么我的孩子在家里乖巧懂事，在学校就出问题？”“我的孩子有什么错？你小心点，我可是律师啊！”“你等着我举报你吧！”

今年7月发生的“铅笔事件”，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7月12日，因班上一位女生恶作剧，导致前排男生的额头被铅笔划伤。事情发生后，男生家长多次向学校投诉金秀雅“不会管理班级”，甚至一天给金秀雅打十几个电话，辱骂她“不配当老师”。最终，在轰炸般的投诉和欺压下，金秀雅做出了极端选择。

◆9月4日是瑞草区年轻教师金秀雅（化名）的四十九日祭，她的同事们参加了追悼会。

这一悲剧揭开了韩国教师遭霸凌、受凌辱现象的冰山一角，也对该群体造成“集体创伤”——金秀雅自杀后，又有5名教师接连自杀。他们均遭到过家长们的恶意投诉，疑似因无法承受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而自杀。

越来越多悲剧让韩国教师们史无前例地发起集体反抗。过去的两个月，韩国各地教师每周都会举行追悼活动。近20万名教师放下粉笔头、走上街头，宣泄对教育环境的失望。一些人喊出“我们要守护教育”“我们不放弃”的口号。

◆7月27日，韩国教师在街头聚集，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加强对教师权利的保障。

据韩联社9月10日报道，韩国国会正在加速审议旨在恢复教师教育权的四部法律修正案，它们分别是《初等、中等教育法》《教员地位法》《幼儿教育法》和《教育基本法》。韩国国会将于9月21日召开全体会议，预计这些法律修正案将在全体会议中进行表决。

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和教师自杀悲剧，揭开了韩国公共教育崩溃、教育观念扭曲等一系列残酷国情，有待整个社会共同直面、解决。

01

有些家长善用“虐待儿童”这个武器

“因为恐惧，我好像再也不能成为好老师了。”自杀之前，来自大田市的小学教师李恩珠（化名）曾吐露过同样绝望的心情。在同事眼中，李恩珠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教职经验的教师，平日对待学生耐心负责，“就连一些毕业生也会来学校找她聊聊烦心事”。

2019年，李恩珠因为管束有殴打同学、扰乱课堂等暴力行为的学生，被后者家长举报虐待儿童。在经过虐待儿童调查机构和警方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她被判定为“无嫌疑”。但学生家长仍把她逼到崩溃边缘：他们不间断拨打她的私人电话，对她进行训斥和指责。李恩珠开始长期接受精神科治疗。在与心理医生沟通的时候，她曾一边痛哭一边质问道：“我要被欺负到什么时候？”

◆大田市的小学教师李恩珠（化名）自杀后，她的同事跪地痛哭。

这些教师“被欺负”的经历激起了韩国教师们的愤怒。越来越多教师罢课走上街头，分享自己被学生家长欺压的经历。很多人说，有些家长非常善用“虐待儿童”这个武器。他们在得知自己的孩子做出殴打其他孩子等不当行为后，不承认是子女的问题，反而主张自己的孩子在被教师管教后情绪上受到虐待，而要去为孩子“讨回公道”。

执教9年的首尔某小学教师李惠媛（化名）表示，经历过一次家长投诉后，她曾有过轻生的念头。“学校暴力事件发生时，我负责调解加害方和受害方。受害方认为处罚程度太轻，加害方认为处罚程度太重，双方都不满意。”

李惠媛成了双方家长的发泄口，她每天会收到十几通电话和要求及时回复的短信。家长们甚至在课堂时间来到教室辱骂，“没见过你这样没有责任心的老师”。她这样形容那段时间的状态：“听到手机震动就会发抖，心脏会跳得很快，看到家长就害怕，甚至看到学生们也会害怕。”为了不被家长进一步举报，李惠媛不得不公开做出道歉。

◆9月2日，韩国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加强对教师权利的保障。

韩国《儿童虐待法》规定，任何人知道虐待儿童行为或怀疑有虐待儿童行为时，可以向特别市、广域市、特别自治市、道、市、郡、区或调查机关举报。《儿童福利法》则规定，虐待儿童行为包括对儿童造成性骚扰的性虐待行为、危害儿童精神健康及发展的情绪虐待行为等。对此，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认为，该法律条款没有特别说明和例外事项，“情绪虐待行为”的标准也不具体，容易成为诬告性举报的借口。一旦教师被指控虐待儿童，便会被停职。有些被举报的教师甚至会在工资削减50%的情况下接受长达一两年的调查。这种情况下，教师们面对家长和学生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韩国教师举行集会，要求修改《儿童福利法》。

一位初中教师在金秀雅的追悼会上分享了自己成为“完美教师”的秘诀。他表示，任教第一年，经常因为叫醒上课睡觉的学生、制止学生打架等原因被家长投诉。“我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什么都不做。”这名教师说，“后来我上课总是很快结束，给学生们很多休息时间。绝对不会说学生们不喜欢听的东西，对家长也只说好听的话。”现在这位初中教师被评为班级管理好、与家长关系好、业务好的“完美教师”。

02

超60%韩国教师陷入抑郁

韩国教育部门的调查显示，从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有100名韩国公立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自杀。其中，超过一半是小学教师（57名），初中教师15名，高中教师28名。在自杀教师中，70人被教育部门定性为“原因不明”，另外30人中，自杀原因最多为“抑郁症”，共16人（53.3%）。

随着越来越多教师遭受霸凌，他们的精神健康处于危险水平。

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在教师节进行了教师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仅23.6%的人回答“对教职感到满意”。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值，当时的满意度为67.8%。教师节是为了肯定教师奉献、感谢教师教导的节日。但据调查，教师排名第一的愿望却是“希望不要被举报”。

今年8月，韩国全国教职员工会以全国3505名教师为对象进行了心理健康实况调查。调查显示，24.9%的受访者出现了轻度抑郁症状，38.3%的受访者出现了严重抑郁症状。一些人还因工作产生过自杀冲动。其中，16%的教师回答“想过自杀”，4.5%的教师制定过具体的自杀计划。另一份调查则显示，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教师是普通成年人的4倍，有自杀倾向的比率也高出5.3倍。

◆9月4日，韩国首尔民众悼念瑞草区轻生教师。

因无差别的暴力行为而饱受精神痛苦的教师正在增加。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暴力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66.3%的受访者在执教生涯中经历过语言暴力，18.8%受到过行为暴力。据悉，韩国学生霸凌老师的案件数从2018年的165件增至2022年的347件。

在首尔经营精神科医院的一位精神科专家表示：“从两三年前开始，小学、初中、高中教师患者大幅增加。绝大多数是以被学生家长辱骂为契机，出现了失眠症、抑郁症以及严重的恐慌障碍症状。”

患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全北医院工作的一位精神科专家表示：“以前到医院就诊的教师大部分只需要接受一两次咨询。但最近的患者大部分不只是简单咨询，而是接受3个月以上的长期治疗。”他表示，每10名教师患者中，有5-6名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

在韩国公立学校当教师曾被认为是一份待遇好且社会地位高的“铁饭碗”工作。但近年来，随着工作环境的恶化，做教师不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当老师了。据调查，近五年内，从首都圈教育大学和各大学的教育系退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6倍。光州教育大学教授朴南基（音）表示：“过去有过文科的优秀学生报考教育大学的倾向，现在这种现象消失了。大家都看到教师满意度的下降。”

03

教师为何被推向崩溃边缘？

霸凌事件频发，令韩国教师不堪重负。

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7月25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教师教育权侵权事件的收集调查。在收集的11627例事件中，“虐待儿童等恶意投诉”多达6720件（57.8%）。其次是恶言恶语、辱骂2304件（19.8%），妨碍工作和上课1731件（14.9%），暴行733件（6.3%），性骚扰140件（1.2%）。加害者是家长的事件高达8377件（71.8%）。从“我可是有法律武器”的警告到“希望老师流产”的恶言，让一些教师陷入绝望。

由于家长恶意投诉等现象，教师们对教室里的乱象无法干预和管教，面对恶意攻击和妨碍教学的行为束手无策。

韩国教育专家表示，即便家长为了报复教师的管教而进行恶意举报和虚假诉讼，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学校为了“大事化小”，往往要求教师忍耐、道歉。教师在与家长、学生相处时不得不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长此以往，学校的无序现象进一步扩大，那么缺乏德育和公民教育带来的恶果将在韩国社会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

有专家建议，应该制定教师权益保护法，规定恶意投诉的概念和范围，对受害教师进行法律援助等。从立法和司法等多方面均衡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寻找同时保障两者的解决方案，从而在确保教师管教权的同时也能保障学生不被虐待。

韩国教师们面临的权益危机不仅仅源于学生和教师们的权益冲突，也反映了高度竞争的社会和边缘化的公共教育。

在韩国，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中高端岗位过度集中，在这个大学生毫不稀奇的时代，考取名校成为韩国人取得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SKY”是韩国社会对国内最具权威的三所高校的统称，S代表首尔大学，K代表高丽大学，Y代表延世大学。韩国的社会精英主要由这三所大学垄断，教育目的也似乎被简化成一个标准答案——获得名校文凭。

◆韩国延世大学

在唯名校论价值观的指引下，孩子考学道路上的战斗从出生后就打响了。

韩国存在两套基础教育体系，一套是社会提供的公立教育体系，另一套是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的课外教育体系。在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中，以提供均等化教育为目标的公立教育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韩国总人口5200万左右，却有着超过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为了考上顶尖学府，韩国人从小开始补习已是常态。

◆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韩国有名的高端补习班聚集地，各种名目的补习班有一千多家。

“一般放学后就会去补习班，补习班（晚上）10点结束，回家后还要完成补习班留的作业，我每天得到12点后才能休息，第二天上课有时候会打瞌睡。”李汭灿今年读高二，他所在班级90%的学生都在上补习班。在他看来，补习班的课程比学校的课程重要得多。“学校的课太基础了，只上这些课的话是没法应付考试的。大家在学校上课似乎只是为了取得毕业证，补习班才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随着私立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学校和教师的地位下降，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家长们来说，学校不再是学习知识和人性的地方，学校所提供的功能完全可以被补习班代替，甚至后者可以做得更好。”退休的韩国教师金亨俊（音）表示，“家长们已经不期待教师们帮助学生学习和成长，而把教师当作是获取考试、升学信息的‘工具人’。这会导致教师权威的下降。”

◆首尔江南区随处可见的补习班。

韩国忠南大学心理系教授全佑荣（音）直言，这与韩国社会将所有人际关系视为一种交易的倾向相吻合。“家长们认为，送孩子去学校是用自己的钱（学费和税金）购买学校提供的服务。家长们认为，自己是拥有消费者权利的人，教师们应该提供让自己满意的服务。”

在有些家长眼中，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的成绩动态，就如同保姆一样负责学生的学校生活，对学生不能批评，应时刻接受家长的电话监督。“当教师们不能提供这些让他们满意的服务，家长们会通过投诉等方式表达不满。”全佑荣说。

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与高度紧张的应试环境也分不开。在扭曲的社会观念下，家长们重视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人格、培养人才，而是通过培育后代为家族通往上层社会添砖修路。随着韩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在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里，成功的机会只有一次。因此，家长很难接受从教师那里接收任何负面信息。学业上的压力使得家长和学生长期处于压力状态，进而引发暴力行为。

◆韩国家长为高考生祈求好运。

目前，韩国国会正在加速审议旨在恢复教师教育权的四部法律修正案。被提议修改的法律主要内容为：规定恶意投诉的概念和范围；教师正当教育指导不能被定性为精神虐待；学生监护人应当协助教师正当教育活动；对教师虐待儿童进行司法调查时，教育监有义务提交意见书等。

据韩媒报道，韩国朝野双方在是否将学生严重侵犯教师教育权的行为记入学生档案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共同民主党担忧此举会给学生打上影响终身的烙印。因此来看，想在9月21日召开全体会议时通过法案并非易事。

为应对恶意投诉行为，教育部拟引进校园投诉响应系统。该系统包括在学校成立校长直属的“投诉响应组”，在教育厅成立“综合投诉组”，改善发生投诉时教师被孤立的现有体系。同时，教育部和保健福利部还会为恢复教师精神健康设立特别工作组，旨在为所有教师提供接受心理健康诊断的机会，并开设“特别心理健康项目”进行治疗支援。

眼下，各方将焦点放在“恢复教师权威”上面。但出问题的远不止于此。在课外补习教育的盛行下，学校教育变得越来越无力，一切以高考和分数来衡量的教育本身更面临巨大危机。

◆在极度竞争、唯名校论的教育环境中，韩国学生们长期处于高压之下。

“只要存在过热的升学竞争氛围、只追求一流大学的家长和推动内卷的课外辅导市场，教师们的工作现状就不会好转。”一名执教23年的韩国资深教师表示，“作为老师，自身工作认同感下降的同时，看着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也会很苦恼，他们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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