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 潍坊英烈

鲁网4月5日讯（记者 王玉龙）清明前夜，我又翻开那一摞关于潍坊英烈的书。

窗外的雨，下得细密。雨丝穿过路灯的光，像无数根银亮的线，缝补着黑夜。书页间夹着一枚多年前从潍坊烈士陵园带回的松针，早已枯黄，却依然挺直——如同那些永远年轻的面容。

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何为英烈？

是王尽美在积沟小学辩论会上那句“杀死一个袁世凯，还会有另一个袁世凯”的预言？是卢志英把幼子挂在酸枣树上，以哭声引开追兵的决绝？是庄龙甲被剜目割舌后，用脚趾蘸着鲜血在地上写下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刘旭东被绑在老槐树上，怒斥叛徒学生时那句“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是。又不仅仅是。

一

我第一次对“牺牲”二字感觉到锥心的痛，是读到王尽美母亲刘氏的故事。

1921年冬，王尽美经满洲里赴苏俄开会，一去半年。音讯全无。腊月里，奶奶催着写信：“让瑞俊（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回来过年。”信一封封寄出，如石沉大海。

刘氏不急。她在婆婆和儿媳面前，把所有的焦虑压在心里，像个没事人。正月里，门前的迎春花开了；二月里，乔有山上的树木发了芽。她还是等。直到儿子从济南寄回那封久违的信，她才一个人躲进灶房，对着灶王爷的画像，哭了一场。

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女人，在儿子牺牲后，又独自拉扯大两个孙子。1944年，伪村长告密，她被日军抓进炮楼。敌人要她说出孙子的下落，她只答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皮鞭抽她，血顺着散开的头发流下来，她还是那句：“不知道。”

后来乡亲们凑钱把她赎出来。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躺下养伤，而是摸到院子东侧那道土墙前，查看那块藏了十五年的墙皮——里面有儿子留给世界唯一的照片。

她把照片取出来，用袖口擦了又擦，对着那张长方脸、大耳朵的年轻人，轻声说：“儿啊，娘没给你丢人。”

我常常想，什么是英雄？那个在儿子牺牲后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女人，那个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的女人，那个把儿子照片藏进墙里、一藏就是十五年的女人——她不是烈士，却是烈士的母亲。

英烈的精神，从来不只是牺牲的那一刻。它在牺牲之前漫长的等待里，在牺牲之后更漫长的思念里。

二

张适牺牲四十年后，他的儿子张同嘉才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

这位九十二岁的老人，至今记得1943年那个冬天。十三岁的他跟着父亲从昌乐老家逃往东北，在济南客栈里，父亲把他安顿好，说：“我出去办点事，你等着。”一等就是三天。他饿、怕、后悔，躲在被子里偷偷哭。

他不知道父亲去找党组织了。他不知道父亲上一次回家，是在自家门前徘徊一夜、最终不敢叩门的痛苦。他不知道父亲在奉天监狱里给祖父母写的那封信——“孙寄身北地，依人篱下，行动受限，不能即刻回家承欢于膝下，实为恨事”——是在怎样严酷的拷打之后，用怎样颤抖的手写下的。

他只知道，父亲是个“穷教书先生”。

1987年，张同嘉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从黑龙江到吉林，从吉林到辽宁。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黑土英魂”展厅，他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张适，与马骏、陈为人、任国桢、张浩、吴丽石、陈潭秋并列。他站在那面铜板雕刻的肖像墙前，久久不语。

后来他说：“越上了年纪，越感到父亲一生艰难革命的可贵。”

这话说得平淡。可谁知道，这平淡里藏着一个儿子对父亲六十年缺席的全部原谅、全部理解、全部崇敬。

英雄的儿子，往往比英雄更孤独。因为他们要用一生去认识那个在记忆中模糊的背影，然后把自己活成背影的模样。

三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人，在黑暗最浓重的时刻，依然选择燃烧自己？

王尽美在弥留之际，对守在床边的同志说：“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说完这句，他便不再开口。年迈的祖母、年轻的妻子、两个幼小的儿子——他一个字也没有交代。

卢志英在雨花台的最后一夜，把围巾和铅笔头从牢房墙洞塞给隔壁的难友孙稚如，轻声说：“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妻子，告诉她我牺牲了。我心里很坦然，她不用来为我收尸。”第二天深夜，他被特务装进木匣，活埋在荒山下。

庄龙甲在南流集刑场上，面对刽子手的铡刀，高喊“共产党万岁”之后，又对围观的群众说：“今天你们杀了我一个，明天会有千百万的人站起来杀你们！”

刘旭东被绑在老槐树上，叛徒学生徐振中喊他“老师”，他一口血痰吐过去：“谁是你的老师？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他们不是不知道痛。不是不怕死。只是在某些时刻，有一种东西比痛更难以忍受，比死更值得畏惧。

那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

那就是辜负人民的期待。

那就是——让后代子孙质问他们：当年，你们为什么没有站出来？

四

沈星牺牲那年，女儿果果三岁。

2012年5月13日，母亲节。青州南阳河水很清，阳光很好。沈星牵着妻子的手，女儿在前面蹦跳着，像一只刚学会飞的小燕子。他刚从武汉请假回来调研，买了当晚的火车票回校。这一个上午，是他从紧张日程里硬挤出来的——给妻子过母亲节，给女儿提前过四岁生日。

孩子落水的声音，他一定是听到了。那声急促的呼救，穿过南阳河的微波，穿过妻女的欢笑声，穿过一个军人三十一年人生中所有的平凡与不凡——他松开手，脱掉外衣，纵身跃入水中。

十二岁的男孩得救了。沈星的右臂，保持着向上托举的姿势，再也没有放下。

追悼会那天，青州城万人空巷。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街边，站在雨中，站成十里长街。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在女儿搀扶下走了三里路，说：“我要送送这个娃。”

沈星的母亲高彩丽，在丈夫的搀扶下，捧着儿子的遗像登上回西安的飞机。万米高空，碧空如洗。她一遍遍擦拭相框上的玻璃，喃喃自语：“星儿，不哭，不哭……”

飞机降落在咸阳机场，空中飘起了雨。她把遗像紧紧贴在胸前，用自己的衣襟挡住飘洒的雨滴。

那一刻，我想起几十年前，王尽美的母亲刘氏，在青岛病院外接过儿子的灵柩，扶着棺木步行一百六十多里回诸城。从1925到2012，从诸城到阎良，从胶东到关中——八十七年过去，母亲送别儿子的姿势，竟没有一丝改变。

五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英雄了。

和平年代，没有硝烟战场，没有严刑拷打，没有舍生炸碉堡、堵枪眼的机会。英雄主义，似乎成了一种遥远的美学，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主旋律电影里。

可是他们告诉我，不是这样的。

英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选择。在那一刻，你可以选择后退，也可以选择向前；你可以选择计算风险，也可以选择本能地一跃。沈星选择了后者，正如王尽美选择改名为“尽美”，正如卢志英选择把儿子挂在酸枣树上，正如张适选择在家门前徘徊一夜却不叩门，正如张军桥选择在异国他乡的大海里舍身一跃。

英雄主义，从来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做出那个艰难的决定。

南阳河畔，如今矗立着一座桥，叫“沈星桥”。桥头的雕像旁，常年摆放着鲜花。清明时节，青州一中的学生们会来这里，听老师讲沈星的故事。讲他怎样从陕西阎良参军入伍，怎样在军校里把捡起的馒头吃下去教育浪费的同学，怎样用一辆旧自行车骑行一千二百公里回老家。

老师讲得很平静，像在讲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学生们听得很认真，像在听一个发生在昨天的故事。

沈星牺牲十四年了。他的女儿果果，已经长大了。她懂事、善良、乐于助人，成绩优秀，从不因为自己是烈士的女儿而要求特殊照顾。老师曾问她长大想做什么，她说：“像爸爸一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她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里的光芒，和当年那个站在南阳河边的父亲一模一样。

六

历史是一条长河，英雄是河中的礁石。

我们看不见水流下的礁石，却看得见它激起的浪花。王尽美的浪花，是乔有山下的潍水泥沙；卢志英的浪花，是雨花台的苍松翠柏；庄龙甲的浪花，是东园书舍门前的两株马缨花；刘旭东的浪花，是段村烈士祠里那盏用了八十年的煤油灯；沈星的浪花，是南阳河上那座以他命名的桥；张军桥的浪花，是跨越国界的大爱。

浪花会消散，礁石却永远在那里。

我曾在一本旧书里，读到一句关于潍水的记载：“水经注云，潍水出琅邪箕县，东北过东武县西，又北过平昌县东，又北过高密县西，又北过淳于县东……又东北入于海。”

一千五百年前的郦道元，不会知道这条河的两岸，会走出多少改写中国命运的人。王尽美生在潍水边，卢志英生在潍水边，张适生在潍水边，庄龙甲生在潍水边——他们的故乡，都在潍水流域。这条发源于沂蒙山区、奔流入海的河流，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潍坊儿女，从这里出发，走向济南、走向北京、走向上海、走向延安，走向白山黑水、走向云贵高原、走向朝鲜战场。

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喝一口故乡的水。

但潍水记得他们。河底的泥沙记得他们。岸边年年返青的麦苗记得他们。

今夜，静谧如昔。我把那枚松针重新夹进书页，合上这一摞浸透鲜血与泪水的潍坊英烈传记。

窗外，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安然入梦的孩子。他们不知道，九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炮火中颤抖；八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饥饿中哭泣；七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废墟上读书。

他们也不知道，正是那些他们叫不出名字的人，用青春、热血、生命，换来了他们此刻的安睡。

日出东方。

一轮朝日里，赫赫昭示，英烈精神从未远离。它就藏在这寻常的万家灯火里，藏在一个母亲为孩子掖好被角的指尖，藏在一个父亲骑着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背影，藏在一个少年对着国旗敬礼时微微上扬的嘴角。

山河依旧，故人已远。

但他们留下的光，照亮了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并将继续照亮，那些尚未启程的人。

责任编辑：赵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