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近10年来，“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西方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

包刚升

《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包刚升 著 中信出版社

没有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能够离开对外部世界的正确理解。对中国来说，西方还是整个外部世界的领先者与主导者。所以，如何正确理解西方与西方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来年，西方政治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变化，远远超出许多人的预期，“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这就使正确理解西方政治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1世纪10年代，西方国家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仿佛已经搅乱了原先的政治秩序。人们纷纷开始这样问：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

到了近两三年，如果暂且不论处于西方世界边缘地带的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内政治表面上已经从“动荡周期”回归到了“平稳周期”，但这种相对平稳无法掩盖的是，西方内部许多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已经悄然改变。美国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以及哪位政治家能在下届大选中入主白宫，尚未可知。英国在保守党领导下已经完成了脱欧，但这些年保守党内阁并不稳定，短短几年内首相已数易其人。凡此上述政治现象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新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何种因素驱动了这种政治新现实？政治新现实又会给西方与整个世界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的基本任务就是描述事实和解释事实，前者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后者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本书的主要目标就是用新的理论视角来描述和解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本书对西方政治新现实的理解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引入了新范式。过去，学术界分析西方政治往往强调阶级分析范式。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竞争，较多地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政治分歧来解读。此外，这些年学术界习惯于从民粹主义视角来理解西方的诸多政治新现象。本书认为，这已经是分析政治新现象的旧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固然很重要，但阶级分裂仅是复杂社会分裂结构的一个维度。就目前的西方政治而言，族裔维度（或许还可以叠加宗教维度、语言维度）的政治分裂变得更加凸显。因此，单一的阶级分析范式应该被社会分裂结构的多元范式取代。借助这一多元分裂结构范式，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其次是引入了新方法。在方法上，学术界对西方政治现象的分析常常有着强烈的“稳定偏好”。这种稳定偏好的背后，是更强调静态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往往影响了人们对真实政治世界的客观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与外部，各种可能的不稳定因素总是在随时涌现。这既需要学术界调整心态，更乐意接受新事物和新现象，又需要在方法上更多考虑采用动态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方法。本书的基本倾向，就是把西方世界近期的重大变化视为一种常态，而非视为一种需要加以拒斥的事物。所以，考察问题的关键，不是变化不应该发生，而是承认变化既然已经发生，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这也应该是我们在理解西方世界政治现象时方法上的一种自觉革新。

最后是引入了新变量。毋庸置疑，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象往往都是由许多变量的共同作用引发的。国内层面的个人理性、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权力竞争、制度结构等变量，国际层面的大国权力竞争、民族国家利益等变量，都是用来解释西方世界政治现象的常见变量。但本书强调的是，促成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主要并不是旧变量，而是新变量。在凡此新变量中，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这两个变量都发生着较缓慢的变化，直到近一二十年，这种缓慢变化的累积才终于促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后果。西方世界近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的是全球化引发的政治反弹，有的则是人口结构巨变的产物。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全球化与人口结构往往被视为理解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两个最重要的新变量。

本书并不是要给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提供一个单一的系统理论解释，而是试图从不同侧面来论述与解释西方世界的诸种政治新现象，进而帮助同行与读者在整体上增进对西方政治的理解。在笔者的论述中，另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则是当今西方民主政体的运作及其面临的挑战。所以，本书也试图从比较政治视角论述西方民主的现状及其趋势。

总的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人类社会，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历史不会终结，政治也不会终结。既然人类政治是不断演化的，那么变化就始终是西方政治与人类政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经久不息的变化，当其不断累积时，总会时常涌现出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新事件、新现象与新趋势，总会有政治新现实的兴起。固然，稳定给人以确定性与安全感，但变化才是永恒的法则。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的使命，不应该是无视变化与抗拒变化，而应该是理解变化与解释变化，并且为新的可能的变化的到来提供思想与理论资源。这也是我们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时应有的态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