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似此泉甘

本文转自：烟台日报

□张铁鹰

大明建立，朱元璋“刑用重典”，还提出了一个“守井论”。他常以水井为喻，教臣子清廉为官。他说：“俸禄虽低，却如水井，水虽不满，却如泉涌，可以天天汲取；若贪赃枉法，东窗事发，家破人亡，所贪钱财又有何用？”由是，明初许多州、府衙门院内的水井旁，都立有一块石碑，上刻一“警”字。

起初，我一直以为“守井论”，是朱元璋的发明。可待读了范仲淹的《会稽清白堂记》，便明白朱元璋的“守井论”，是受了范仲淹思想的启发。范仲淹《会稽清白堂记》道：“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

范仲淹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至康定元年（1040）三月，在越州任职（今浙江绍兴）。一日，他出署西行散步，发现山坡下似有泉水。于是命人铲除杂草，又将淤泥乱石清理干净，一股清泉流出，掬之入口，清凉甘美。后来，此泉被当地人称为“清白泉”。

泉水离范仲淹的府署不远，饮得多了，他从中品出了趣味，喝出了警示。炎夏之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严冬之节，饮之“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受此泉启发，范仲淹得出结论，“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清白的泉水是一面镜子，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官员，对其自照，会时常保持清醒。为自励，范仲淹还把自己办公的地方，命名为“清白堂”，并让人“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以示后人。六年后，范仲淹作《岳阳楼记》，写下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担当，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追求。

应该说，“以泉为镜”非自范仲淹始，比如，晋代的吴隐之即饮“贪泉”而不改清廉初心。

东晋末年，官场贪腐之风肆虐，然而浊流中的吴隐之，恰如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一尘不染。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被尚书令谢石聘为主簿的吴隐之要嫁女。谢石知道他家境清贫，便派人送去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那人到了吴隐之家，刚好见到吴家婢女牵了一条看门狗，要到集市上卖。他一问才知，吴家卖狗是为了筹措银子给女儿置办嫁妆。

当时，“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于是就任命甘守清贫的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广州附近有个“贪泉”，当地人都说，喝了此泉之水，人就变得贪婪无比。因此，来来往往的赶路人，即使口干舌燥，也不敢饮此泉水。然而，赴广州任的吴隐之，偏不信邪，他专门经过“贪泉”，并汲水饮之。饮罢，还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晋书·良吏传·吴隐之》）

吴隐之上任后，廉洁奉公，清俭勤恳，所食不过稻米、蔬菜和干鱼，所穿尽是粗布麻衣。离任广州、乘船返乡时，他身无长物，与前几任刺史的“船载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范仲淹通过清白泉告诫为政者，治政如同理井，好好治理，就会清流不断；吴隐之用行动表明，泉水没有“贪”“廉”之分，关键是饮者要守住初心。

被宋孝宗赞为“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的王十朋，一入仕即签判绍兴。他敬仰吴隐之的清白之风，视范仲淹为自己的从政楷模，为表心迹，作《清白泉》诗：

圣人达节犹憎盗，志士清心肯饮贪。

试问卧龙山下酌，世间无似此泉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