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之外的“虚构与传奇”

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

《满江红》之外的“虚构与传奇”

——岳飞幼女岳银瓶的传说与本原

岳银瓶塑像。资料图片

依托史实的传奇故事

2023年春节贺岁片《满江红》，开场便写明了这是一个“虚构与传奇”的故事。电影依托岳飞抗金却被奸臣所害的历史叙事，在场景选择上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众人物与秦桧斗智斗勇，片尾将士齐声吟诵爱国诗词的场景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剧情既出人意料，又引人深思，诚如学者所言，自宋朝至今，岳飞故事通过文本、舞台和多媒体等方式广泛传播，时间的洪流不仅没有冲淡故事的魅力，“反而如野火般不断扩大，成为老幼皆知的历史英雄人物的代名词”。（王捷：《岳飞故事传播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届硕士学位论文）

为了呈现一个依托史实的传奇，《满江红》新片虽不直接表现岳飞生平，但通过不同派别人物的行动，侧面烘托了岳飞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与之相似，潮剧《岳银瓶》等艺术创作，也选择了以岳飞身故后身负重任、艰难求生的相关人物为主角，同时展现了生者对英雄的铭记和英雄对生者的鼓舞，极大地丰富了岳飞故事体系，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上激发了新的活力。例如，当岳银瓶因“求报亲仇除秦贼，万岁娘娘似等闲”而满腹不平时，随着一曲《满江红》，“岳飞幻影在烟雾中出现，犹如华夏民族之魂，向世人指点迷津”，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的精神，使得全场的专家、群众观剧动容。（沈毅：“十六年磨一戏——读潮剧《岳银瓶》有感”，《剧本》1997年第8期）但不同于电影以《满江红》为题的委婉含蓄，《岳银瓶》则开门见山，直接给出主角名字，其主角顾名思义，就是传说中岳飞的小女儿银瓶姑娘，创作者们意图把这位正史中并未记载，而野史笔记、街头巷尾多有传诵的少女当作故事主角，以她惊闻父亲冤死后的行动轨迹和心路历程作为故事主线，上演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剧。

岳银瓶继承父业的爱国形象

新时代的创作，相比旧社会的民间传说，格局大有提升。现代版岳银瓶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沈毅“潮剧《岳银瓶》的问世：三位剧作家 一曲爱国颂”（《中国戏剧》1993年第5期）一文介绍，岳银瓶这个人物，传说中只知道她在父亲岳飞被害风波亭之后投井自尽，如今展现在舞台上的《岳银瓶》则扩充为“脱险”“遇险”“遭捕”“戏奸”“辩宫”“问父”六场，讲述了她“从父亲被害之后四处逃捕，一心为父报仇，到后来在韩世忠夫妇的教育、魏皇后的诱导之下，以家国为重，重新挂帅，抗击金兵”的故事。

此剧导演直言不讳，“创作初衷是借岳银瓶为父鸣冤以表现冤假错案的”，但剧中“岳银瓶在战祸连年的古代所作的选择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生命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古今一脉相承，值得着重展现（郭楠：“着力开掘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潮剧《岳银瓶》导演札记”，《广东艺术》2000年第5期）。因此，这一现代改编，赋予了岳银瓶在报家仇、鸣父冤之外的更多可能。尤其是岳银瓶本来只想着家仇，但因父亲托梦教导“古今是非有定论，轻重弃取莫等闲”，使得她认识到“生为岳飞儿女”，必须深明大义，“报家仇能消怨气，雪国耻才能保根基”，作出了“国耻重于家仇”的人生抉择。剧作也由此实现了“从为父鸣冤到继承父志”的“创作上的一个升华”。

现实中，“让岳银瓶这样一个女孩子挂帅出征，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观念上，“由于历代百姓对岳飞和岳家军十分崇敬，因此就有许多传说出现”，于是艺术创作之所以能展现岳银瓶的形象，甚至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正是因为她早已经存在于“百姓的理想化王国”中了（沈毅：“十六年磨一戏——读潮剧《岳银瓶》有感”，《剧本》1997年第8期）。英雄形象深入人心，精彩故事千古流传，身为忠臣之后的孝女银瓶的形象，其实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百姓的追思与感念中得以不断塑造的。

孝女传奇的原型与意义

“岳飞女儿银瓶正史无载，学界研究几乎付之阙如”（黄蓓蓓：“银瓶娘子何以衍化为岳飞孝女？——减与俞樾《银屏征》对话”，《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虽然人物存在的真实性一直有争议，但从宋元到明清，银瓶姑娘的形象“由女孩变为女神，又变为女将”，成为岳飞故事体系的重要分支（李帅：“岳飞女儿银瓶故事的演变与文化意蕴”，《社科纵横》2017年第5期）。其实，纵使银瓶故事纯属虚构传奇，但古代讲述者心目中的孝女形象，分明是有迹可循、清晰可辨的：民间流传的银瓶事迹，主要沿着“为父鸣冤”、求见皇帝和“为父出征”、保家卫国两条脉络展开，其原型不难对应到中国法制史中两位年代更早、记载更详、知名度更广的奇女子，也就是“缇萦上书”和“木兰从军”。

缇萦上书，推动了汉文帝改革刑罚、废除肉刑，此事载入史册，缇萦青史流芳，十几岁的小姑娘也因此成为后世无数中华儿女的楷模。缇萦是家中的小女儿，她之所以要冒险给皇帝上书，是因为她的父亲淳于意因故获罪，要进京受审，临刑时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危难之时没有帮手，缇萦因此受到刺激，毅然决定随父进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她的笔下，既铺陈了父亲为官“廉平”，又顾虑父亲因年老而难以承受重刑，更颇具情怀地呼吁执法和行刑应当为犯人保留自新之路，并愿意用自身没官为婢的代价来换取父亲的刑罚减免、改过自新的机会。她的上书打动了即位不久的汉文帝，使得此事从国家立法层面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虽然后续情况不详，但或可推测，汉文帝对淳于家的小女儿缇萦的垂怜，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淳于意的危机。因此，缇萦上书成为了后世歌颂孝女的常用典故。

岳家有位年幼孝女的故事，在元代已经流传开来，很多诗人便将此女比作缇萦：“岳家父，国之城。秦家奴，国之倾。皇天不灵，杀我父与兄。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元］杨维桢：《铁崖咏史·银瓶女》，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页）早期流传的岳氏孝女事迹，就是集中体现岳飞冤死的悲剧性的，大意是其幼女因听闻父亲噩耗，怀抱银瓶投井自杀，令人对秦桧增添了憎恨，对岳飞全家的遭遇深表同情。

据说，幼女在投井前，曾想为父鸣冤，求见皇帝而不得，这才在悲愤中放弃生命。所以在清朝丁丙辑录的《武林坊巷志》一书里，历代文人的诗作中不乏将汉文帝与宋高宗加以对比的，如王梧溪的“女郎报父收囹圄，匍匐将身赎无所。官家圣明如汉主，妾心愧死缇萦女”充满反讽，吴珩的“欲上缇萦书，军门壅蔽陡欷歔；欲挟曹娥匕，桧头肯污纤纤指。国耻家难两不伸，恸哭地下从吾亲”更加沉痛，都是借孝女之口，控诉当时的朝政腐败、君臣昏聩。可以说，如果缇萦上书救父失败，恐怕也会发出这样的悲叹；换句话说，绝望而死的孝女形象，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缇萦救父等难得的成功范例“捏一把汗”“就怕万一”的悲剧性设想，属于一种艺术加工过的真实。

至于《木兰辞》和木兰从军的故事，更是满足了千百年间人们对“巾帼英雄”的想象。“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从军的勇气与战争的残酷，与传统社会对“弱女子”的成见发生碰撞，增添了传奇色彩。古今创作者都曾尝试把岳家小女儿的舞台从“家”扩展到“国”，使孝女兼具“精忠报国”的志向，因而在“银瓶”的处理上由实转虚，将幼女怀抱心爱的（也许是父亲所赠）银瓶悲愤赴死，改为岳家有女名银瓶，小小年纪却见识不凡，能不为家仇所蔽，继承父亲遗志，继续领兵作战、御敌卫国的正能量故事。

诚然，围绕岳家后代与银瓶的故事，还有很多谜团。因此清代的考据家俞樾在《银瓶征》中虽然整体上承认应有其人，但并未确定她的真正名字和其他生活细节，只是从礼教角度强调幼女过早离世，并未议亲，民间不该将她与岳家军的重要将领张宪“拉郎配”，等等。其实，“岳银瓶”成为传奇，归根结底，还是人们震撼于英雄精忠报国和弱女慷慨就义等传统美德，想要多抒发情感，多留些念想。例如，同治六年，浙江按察使王凯泰作《孝娥古井真迹碑记》指出，臬署一带皆是岳飞故居，有井相传为幼女捐躯之处，此事流传甚广，“必有可以为据者，非仅倚乡老之谈”，况且，“无论井孰为真，度皆为王女精魂往来之所”，关键是要铭记岳飞“死忠”、其女“死孝”“历七百余年，王盛德在人，祠墓巍焕，而弱女就义之处，后人亦勤勤考定而表彰之”，可见千秋功过，自在人心，报应不爽，“孝烈真迹”若能启迪后人向善，便是立碑的根本目的了。

总之，面对司法案件，绝不可凭信“莫须有”，因为一味苟且，易生冤案；而在颂扬传统美德时，“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对于把握脉络源流、讲好中国故事而言，往往是更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