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小学（散文）

本文转自：南通日报

□梅九宏

过去小学阶段只要读五年，我的五年时光都在城郊接合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读书。上世纪末被撤并，母校所在地，如今已经被一排排钢筋水泥森林代替，我只能依稀记得大体位置。

那时压根儿没有择校的说法，小孩一般在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家长也从不接送，大家都是呼朋唤友的，一路打闹着去上学，好像也没听说过谁家小孩跑丢走失。

我的三年级班主任是位慈祥的老太太，讲课循循善诱，不紧不慢，但自带威严。她对学生很好，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也无论是家里条件好的，还是家境一般的，都经常嘘寒问暖，就像大家长一样，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一天，她因身体不好没来学校，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位同学凑了几毛钱，买了一袋苹果去看望她。老师有气无力地斜躺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屋，喜出望外，眉头立即舒展开来，坐直身子，微笑着招呼我们赶紧坐下。谁知道，一看到我们带来的苹果，她马上变脸了，声音不高，但非常严肃：“你们来看老师，我很高兴，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但你们还都是学生，不能随意花家里的钱瞎买东西！”她问清价格后，立即吩咐儿子拿出零钞，一五一十地把钱分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一个个涨红了脸，像做错了事，不敢多说话。然后老师问起班上的事儿，聊起各自家里的情况，特别叮嘱我们功课完成后，一定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减轻父母的负担。

学校师资的确有一定欠缺，老师基本都是“复合型”人才，一位老师往往教好几门课。在老太太任班主任的那个学期，我们换了四次语文老师。估计是在试讲，我们不幸都成了试验品，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哪里不对。除了班主任相对固定，临时更换老师是家常便饭，刚刚适应又换了，学生回去几乎没什么作业，也不会聊起老师，所以估计家长也不知道自家小孩一直在体验不同的教学风格，而且老师讲课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方言。

我们早已习惯老师用方言授课，如果老师为了显示水平，硬要用夹生的普通话授课，我们反而听得云里雾里，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更累。但凡学生读课文，也都是一溜的家乡话，如果有学生“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朗读，会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说实话，小学阶段没有经过正规的普通话训练，等到上初中时，我几乎不会讲普通话。真正开始讲普通话，还是在外地读大学期间，当然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家乡口音很重，表达也极不流畅，经常词不达意，每每与同学交流总是很自卑。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境遇还只是小巫见大巫。我跟大学舍友聊起这个话题，他初中读的是“帽子班”，就是小学里设的初中班。“帽子班”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基层农村，因为初中生源太多，师资不足、财政困难，没有足够的资源新建更多的中学，这种教学形式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了学生读书难的困境。后来，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帽子班”逐渐消失，同学当时的初中数学老师没过几年回去教小学三年级了，相比而言，我是幸运的。

不过，我们这些经历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是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有时候我颇能理解当今社会的择校热，以及少数家长为班级师资配备去找校长理论等等。

那时家长上班忙，家里小孩多，根本顾不上小孩的学习，家长信奉“棒打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一般都会拜托老师严格要求，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实际上是把这根沉甸甸的棒交给了学校。老师倒也非常尊重家长的意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总体比较严厉。偶尔对一些气不过的学生也会严厉批评、扔粉笔头、体罚等等。

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从农村中学借调过来的，他很敬业、很负责，但脾气暴躁，燃点极低，学生不认真听讲并且交头接耳的，他会立即停下板书，猛回头把粉笔精准扔向传来杂音的座位。有时候，他会直接冲到学生课桌旁，冷不防来一个抽打乒乓球的姿势，“提球、拉球、扣球”一气呵成，学生往往被吓得目瞪口呆，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后来，同学们都戏谑地称他为“小提拉”，被吓过的同学课间还互相揶揄调侃打趣一番，很快也就忘记了疼痛和尴尬。其实，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

有位任课老师的侄子也在我们班，特别调皮、不爱读书。有一次，他好像忘了带课本，虽是亲戚，老师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好像有适当的肢体接触，谁知这个同学一连几天没来上课。那天老师面带忧伤地趴在讲台上，然后泣不成声地哭诉，意思是她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同样严格要求，从不厚此薄彼，谁知小孩的爷爷找校长告状，老师感到满肚子委屈。我们也沉闷地低着头，表示同情和为老师不平，同时特别敬佩老师“大义灭亲”。那时候，其他同学家长倒是担心老师过于宽松，很少有家长因为老师严厉而到学校上访。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惧怕老师，而对家长基本无所畏惧。

有个语文老师挺好玩的，他可能一直想搞教学创新。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桂林山水的课文，上课时，他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带到操场，恨不得走遍操场的每个角落，然后他极其严肃认真地用手指比画，我们也就装模作样地东张西望，他想我们体会作者的视角，理解作者的意图。可我们当时看得稀里糊涂、云里雾里的，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清他要我们搞懂的内容，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可能他想“情景教学”，标新立异。

在这样的学校，我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大队辅导员讲话时，都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表示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学校将统一安排在少先队大队旗下照相。多么诱人的话语，我无数次想象这样的画面：少先队旗迎风飘扬，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小手高举在头顶，庄严地行着队礼，摄影师咔嚓咔嚓地快门响个不停，多么神圣而庄严，内心又是多么期待。

脑海里永远定格这样的场景，渴望的眼神从未改变，而这样的幸运从未到来，当然大队辅导员的许诺从未兑现。那时候能够拍照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每次经过小城照相馆前，我看着橱窗里摆放着的大头照、美女照，总是流连忘返，在队旗下拍照的愿望在我小学五年里从未实现。不过有了期待和梦想，人总是会特别努力，望梅亦能止渴，就这样，我度过了充实且收获满满的小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