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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赵匡胤陈桥兵变成功登上皇位后,便致力于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王朝短命、更替频繁的乱象,并将周世宗未竟的统一大业继续下去。
唐王朝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为安史之乱,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地方势力之大,此后地方势重、藩镇林立的现象一直持续至唐王朝灭亡。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些藩镇势力蜕变为割据一方的武装,并各立政权。

而建立新政权的赵匡胤,要想使赵宋王朝长久地延续,就必须要花费精力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对比问题。
这也是自宋太祖朝便费尽心力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延续至后代逐渐形成了“祖宗之法”,被世代遵循。
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历代王朝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北宋时期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吧。

抑制地方兵力,增强中央禁军实力
唐末时期的地方势力为何能够直接发动叛乱,甚至出现多个藩镇联合叛乱的状况?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职位上的便利,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
地方上的节度使往往可以掌管自己辖区的军队、财政甚至是政治,
久而久之,他们地位稳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他们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随着局势的发展,有的节度使可以身兼多地节度使,在权力日渐膨胀的情况下,一旦感知到有与中央抗衡的能力,那他们的反叛之心也就慢慢产生了。
赵宋王朝的统治者深刻地吸取唐末以来的教训,在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上下了一番功夫。
宋太祖想了个两全其美之策,他下令将地方上那些身强力壮、骁勇善战的精英全部上调中央,充实中央力量。
如此一来,
地方军队丧失了优质兵力,军队素质大大下降,也就失去了反叛中央的基础。
而中央禁军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保卫皇室的能力有所增加,达到了强干弱枝的效果。

仅如此,宋太祖还是不能绝对放心的,他将中央与地方的兵力部署做了精心谋划,力图达到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在短期内还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唐中后期以来,军队基本都驻扎在固定的地区,时间一久,就很容易形成兵将结合的状态,由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旦将领有异心,士兵效忠于其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中央而言就危险了。
为了防止这种地方离心力的出现,宋太祖制定并施行了“更戍法”这一策略。即地方军队要定期换防,而将领并不随之调动,这样就做到了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

由于宋太祖是通过兵变建立的新政权,因此对于军队的警戒心甚严。
除了将地方军队精英调往中央、实行更戍法避免将领与士兵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外,还规定枢密院掌军队调遣,
“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
将领虽有带兵的权力,却要听从中央的临时调遣,基本上没有形成自身势力的机会。
此外对于军队的出征打仗也有诸多要求。
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地方军队实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他们再也无法像唐末至五代那样,有实力与中央相抗衡。
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也存在诸多弊端。

比如军队时常调动,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增加财政支出;地方实力过弱,难以很好地抵御大辽、西夏等的入侵,对日后的北宋带来严重的影响。
尽可能大限度地将地方财物收归中央
地方势力叛乱,除了雄厚的兵力,财物的支撑也是极其重要的。
战争所必备的军粮、兵器、士兵赏赐等,都与地方势力的财力水平紧密相关。赵宋王朝鉴于此种情况,对于地方财力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其
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杜绝地方财力聚集,产生造反的乱象,加强中央集权
,
使赵宋王朝改变以往王朝短命的现状,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状态。

采取的具体措施为:在各地设立转运使这一职务。
转运使一职,唐朝时便有设立,当时的主要功用是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粮食紧缺问题。
有专门的运转机构,可以使地方与中央的财赋关系更加专业、系统化。但是北宋时期转运使这一职务设置的目的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除了其原有的职能外,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削弱地方的财务实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北宋规定,地方上的财务除了留下最基本的来满足地方各项所需外,其余的一律由转运使运往中央。

这样一来,地方就丧失了与中央抗衡的经济基础,对于地方官而言,连最基本的政务支出都紧紧巴巴,又哪儿来的心思产生叛乱的念头呢?
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达到了,此乃赵普所言
“制其钱谷”
之策。但是这一措施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地方财政紧巴,没有较多的自主权来从事各项事务,但是地方运转是无法因此而停止的,因而地方官便会加大对百姓的搜刮。如此一来,百姓的担子就大大加重了。

在这一搜刮的过程中,又怎能保证这些地方官都是清廉正直而不行贪污之事呢?显然这一理想状态是达不到的。一旦这些官员在搜刮中感受到获利的满足感,他们便会逐渐将钱放入自己的口袋中。
地方官吏加大对平民百姓的搜刮,并层层相护行贪腐之事时,一来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很容易招致他们的不满,从而发生民变之事,造成或大或小的群体骚动,这对于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很不利的。
此外,贪腐风气的蔓延对于朝政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儿,这会日渐腐蚀官员们的正直性,在他们之中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团体,彼此间明争暗斗,不利于政治稳定。

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权力限制与监督
除了杜绝兵力、财力上给地方造反提供的可能性外,宋太祖还从政治层面入手,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与监督,以防止其与地方势力相勾结,生出叛乱之心,或者在地方上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不利于中央的控制。
对此,
宋太祖做了精心的部署与谋划,还开创了差遣制度等前朝所没有的任官方式。

所谓差遣制度,就是官员的职务与实际事务相分离的制度,具有临时差遣的性质。
官员的官阶代表他们所能获得的俸禄的多少,官阶越高者所对应的俸禄也就更为丰厚。
因此决定官员实际事权大小的,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差遣所派的职位大小。差遣的存在,使皇帝将官员的派遣及其权力的大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皇权对官员绝对压制。
由于官员派遣的不确定性,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一个职务上能够任职多久,因而也不会费尽心思地在当地扎根,
培植属于自己的地方势力集团,这就大大减少了地方上可能出现的离心力量。

当然,如果在一地做出政绩,得到皇帝的欣赏,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在更高的职务上施展才能,这对于官员而言也是一种激励力量,利于构建良好的政治风气。
北宋地方政治机构中,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通判这一官职的设置。
通判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地方长官的牵制与监督。
通判虽然是副职,但是他们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地方政务、财事等事务并不能由州长官一人决定,需要与通判共同签名才可生效。
这就大大牵制了州长官的权力,使他们无法独自决定州郡事务,从而绝对地操纵地方。

除了牵制州郡长官外,通判还具有监督的职责,对于地方官的政绩、地方重大事务等,他们有权越级直接向中央汇报。
有了通判的存在,地方官员无法肆无忌惮地不履行职责,而要更加认真地勤恳治事,做出相应的政绩。
可以说,
通判一职的设置,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长官的控制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地方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但是差遣制度等的实行,使宋朝的官制变得十分复杂,弊端也悄然而生。

比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官阶的升转愈发僵化,对于官员的考核标准也日益松弛,不利于真正优秀的官员得到相应的职称。
官僚机构的膨胀,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日后“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结语:
宋太祖为了使宋朝成为一个长命王朝,费尽心机,极大限度地削弱地方的力量。
各种削弱地方势力的措施,基本围绕赵普所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策略施行,也就是政治、经济与军事三大方面。
此举在推行之初确
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利于北宋的稳定,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带来严重的恶劣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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