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丨5000多年前，长三角就有一个“朋友圈”

苏州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潮新闻记者 杨朝波 摄

当我们沿着长江下游探访一连串考古遗址，从安徽凌家滩，到苏州张家港东山村、苏州草鞋山再到上海广富林、余杭良渚，一幅5000年前的江南历史画卷，逐渐清晰呈现。

这和当时的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大批先民从高地、山岗前往平原居住，生存方式也转向大规模农业种植。而距今6000年开始形成的长三角平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远古先民。

他们在玉器上刻着对神和祖先的崇拜，在陶罐上发“朋友圈”；他们集体狩猎、种植水稻、兴修水利、大建城池，长途跋涉迁徙部落。

原来五千年前，长三角就有了“朋友圈”。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稻田。潮新闻记者 杨朝波 摄

6000年前

江南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米饭

我们来到苏州城东，阳澄湖南岸，坐落于此的草鞋山遗址藏着江南文明的源头和密码。

6500年前，在这片形如草履的土地上，先民们在这里依水而生，农耕劳作、建造房屋、纺麻缝衣，留下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轨迹。

稻作，是草鞋山人幸福指数这样高的重要原因。他们已经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在苏州草鞋山遗址发掘出的大量数千年前的陶器里，包含一系列锅具——外形类似于电饭煲的陶釜，是古代用来煮食物的一种炊具；被称为现代厨具的鼻祖。一起出土的“陶甑”，外形像桶，底部有小孔，款式和使用方法与今天的蒸锅如出一辙。

从马家浜文化到吴越文化时间线。潮新闻记者 杨朝波 摄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说，从草鞋山包含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三叠层”看，马家浜文化初期，这里的稻作生产已初具规模；到马家浜后期，稻作生产已经成为当地人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这么稳定的稻米产量从哪里来？这有赖于草鞋山人开发出了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

河姆渡的早期阶段，还没有人工的水田，人们应该是利用自然的地形和季风气候，利用低谷地形中的“天水田”来进行水稻栽培。

“在长江下游发现的最古老的人造水田，就在草鞋山遗址。”程义说。

草鞋山的水田，沿着自然地形的坡度，成行分布着长方形的浅坑，长度大约在2-3米。土坑的旁边，连接着灌溉用的水沟。狭长的水沟中间，设置了蓄水的水井。每一处土坑，都曾经出土了大量的碳化稻米。

到崧泽文化时期，有的遗址出现了新的耕田工具——石犁。不过这个犁跟现在系在牲畜或者机械上还不一样，最早的石犁得由人来牵引耕作，所以从劳动量看，这项体力活在当时应当是由男性来操作的。

那么原本马家浜文化期以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稻作农业，因为有了男性的加入而大大效率提升，就在崧泽时期走向了有组织的集约式农耕——到崧泽文化第四层遗址，出土的稻壳大小，与之前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增大，几乎接近我们今天的水平。

到良渚阶段，农业器具中用来收获粮食的石镰也得到了普及。同一时期，良渚文化还出现了一种在水田里用于平整田泥的工具干蔀（bù），以及被称为破土器和耘田器的石器，从这些工具的分化，可见5000年前的农耕已经分化出了具体的劳动程序：翻耕土地，平整田泥，再到收割等等一个系列的过程已经非常完备。而且这种劳动是需要持续一整年的、有组织的劳动，这意味着集约式水稻农业的出现。

在这种集约生产之下，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良渚文化阶段，遗址数量的增加相当明显。这些遗址的劳动基础单位很可能是不同的氏族，而不是血缘关系——这个时期正处于劳动趋于组织化，并且向着社会的组织化发展的阶段。

张家港博物馆。潮新闻记者 郑琳 摄

从崧泽王到良渚王

5000年前发展出王权国家

在张家港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五把造型精美的石钺，它们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了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玉钺。相似的轮廓和象征，只是这石钺的造型更古朴，材质也更原始。

它们来自东山村遗址M90墓葬，年代测定距今6000-5500年，处于崧泽文化早期。

“这五把石钺，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常尊贵。”张家港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莺告诉记者。

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位王者。因为钺，其实就是穿孔、变薄的斧头。对于古代先民来说，它就是杀伐敌人的武器。后来也变成了身份、军权的象征。

所以，这五把石钺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让专家对墓主的身份浮想联翩。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为这个墓主人题下“崧泽王”三个字。

而这位王者统治的范围覆盖了长江下游，包括苏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区。这意味着，朦胧的王权意识已经出现在了近6000年前的长三角，直到1000年后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正式进入拥有王权的国家文明。

良渚的国王，有了宫殿、大型祭祀台和水利设施，还会在狩猎后把“朋友圈”刻到陶罐上分享。

从石钺到玉钺，见证了五千年前的长三角，文明的进化历程。

玉器里

看到5000年前的长三角“朋友圈”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文物，也让我们惊讶。

那是一个刻着兽面纹的陶豆。在张家港博物馆里，大多陶器是素面的，仅有少数刻有纹饰。

“这种兽形和良渚时期比较接近。”黄莺告诉记者，“它可能和早期的神权相关，但还不成熟。”

这种兽纹只出现在个别的陶豆上，没有形成定制，也没有大范围流行，说明它是崧泽时期的先民对神的朦胧想象。

这种朦胧而不固定的想象，同样也出现在了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

凌家滩遗址。潮新闻记者 杨朝波 摄

在这个距今5800-5200年的遗址里，弯弯的玉璜是凌家滩玉器的代表，玉璜两头的虎面，比东山村的兽面纹要更精致。

不仅如此，凌家滩的墓葬里还有玉龙、玉鹰、玉猪、玉人……

我们仿佛看到了原始部落图腾崇拜“百家争鸣”的样貌。

而这些风格不一的兽纹和人形，最终在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礼器——玉琮中得到了统一：神人兽面神徽。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在他的《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中提到，“兽面代表死神，与人面代表的祖先合体。”

“凌家滩的玉器在长江沿岸地区分布很广，往上能到重庆，在重庆的巫山大水田遗址就发现了凌家滩最典型的花边形的玉璜，往下到浙江安吉等地。”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张小雷说，“通过这个玉璜，我们可以研究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交往。而长江下游内部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皖西南有薛家岗文化，皖江中游有凌家滩文化，再到下游崧泽文化，他们之间的文化面貌非常相似。”

“这也就是现在的长三角一个最早的雏形。”张小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