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强奸案的判决，保护的是什么

作者 | 余葭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已经汇聚了太多社会争论，乃至逐渐脱离一个法律问题，演变成复杂的观念熔炉。

案件里有一处细节：强奸行为发生在2023年5月2日，当事人双方订婚后第二天。事发后，女方父母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报警，也不是取消婚约，而是催促两人结婚。

据央视新闻报道，“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

订婚宴

这一反应简直令人大跌眼镜。也就是说，在明确知道女儿的订婚对象对女儿存在拖拽、强迫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将女儿嫁给对方。

理由恐怕是：因为已经发生了关系，女方不再能维持婚前的“清白”，因此必须赶紧结婚，才可能“维护”住女儿的名声。

女方要求婚前不可发生性行为，也反映了女方及其家属对这件事的重视。而这份重视，有相当大的原因不是观念上的“洁身自好”，而是他们背后的整个婚姻系统，对将女性在婚姻内进行估价的一种底气。

时至今日，在一些仍然维护和践行某些传统价值观的地方，女性保留初次性经验是一种可以抬高身价的方式，是女性背后的家人或族群对她们的要求。女人的价码是两个家庭之间用以交换和衡量的东西，而用身换来的“价”，却将女性变成了极其被动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当事人双方是通过婚介机构介绍认识，相处仅四个月后就订婚。双方约定彩礼款18.8万元，在订婚仪式上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

双方签署订婚收彩礼协议

这一细节，连同这起订婚契约里关于房子、彩礼等双方纠纷，一起被带进了二审判决后沸沸扬扬的热议。

有人认为，女方索要彩礼并要求在房产证上添加名字，订婚后又控诉男方强奸，是一种“骗婚”行为。

但结合此前“被害人亲属希望席某某尽快和被害人登记结婚”的情节，不难发现，女方亲属的意志要高出女方本人。明明是两个人组成的婚姻，发挥主动性的却始终是男方和女方家属。各方都对新娘存在不同程度的“支配”和“期待”。但在强奸发生后，她本人是否还愿意嫁给这样一个对自己施暴的人？是否还愿意和这样一个人长期生活？

基于此，再来看关于“骗婚”和“性同意”“性权利”的种种争议，不得不回到常识上来。

一部分人不能理解甚至很愤怒，为什么订了婚、给了彩礼，还是不能与对方发生关系？

“彩礼=终身性关系的主导权”的观点，至少存在两个谬误。

其一，婚姻当然包含发生性关系的正当性，这是被法理和情理同时承认的，没有问题。但这从来不会意味着，“夫妻之实”的权利是握在其中一方手里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两个人的性行为都必须是双方完全自觉自愿的。

《初步举证》截图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叶竹盛对南风窗分析：“订婚只能代表在伦理上男女双方发生关系具有正当性，不受社会非议，但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因此就产生了发生性关系的义务。也就是说，发生关系依然不能强迫，还是要以自愿作为基础。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不论订婚还是未订婚，不论婚内还是婚外，都可能成立强奸。”

法学学者罗翔也曾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一书里谈到：“夫妻之间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性行为也是同居义务的重大内容之一。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是形成权，而是一种请求权，仅有一方意思表示并不能实现这种权利。”

又如，比婚姻更前阶的形式是恋爱。一对情侣，如果其中一方不愿意发生性关系，而另一方希望，那么，希望发生的那一方，可以通过分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谈恋爱想要发生关系”的自主意愿。而不是通过强迫的方式，来改变与自己持不同观念的另一个独立个体。

婚姻同理。如果丈夫不满妻子不愿与自己发生关系，那他可以采取的解决方式，是离婚，而不是暴力。

《她说：女性人生瞬间》截图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也当然有权利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合情合理。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二层谬误：部分人眼中“彩礼=性购买费用”这一荒唐等式，是一种用社会习俗代替法律条文的偷梁换柱，是对婚姻制度严肃性与合法性的颠覆。

彩礼的存在，是社会和历史遗留的综合产物，但它从来不意味着，有人可以任意、任何时候、不顾另一方意愿和状况，去发生性关系。

即便在某些传统习俗保留浓厚的地方，“彩礼”“婚约”是发生关系的潜规则条件，一切也是建立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的。

如果对方不愿意履行这一交换法则，解决方式也应该是取消契约，而非强迫。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在婚姻内对另一方进行强迫行为，不论是金钱、意志还是身体上的。

一个是乡土文化，一个是法律。乡土文化告诉人们：“娶媳妇需要花钱”，这笔钱是约定俗成的、没有法律强制性的。但它实质上是一种市场调控：一个男人当然可以不花钱娶媳妇，但在自由婚恋的市场上，他也需要承担自己可能无法结婚的后果。

《婆婆的镯子》截图

而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凡“违背被害人的意愿，采用暴力、威胁、伤害或其他手段，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就是强奸。

如果将发生关系的前提条件，限定在男方对女方拥有多大的财产、权力或地位的优越之上，这个逻辑推演开来，将颠覆整个社会文明：父亲对儿女存在扶养和监护权，是否意味着前者可以凭自己意愿对后者为所欲为？

有同样来自山西大同的网友提到，在当地，尤其是偏远小地方，“给了彩礼后是默认可以发生性关系的”，更别说登记结婚之后。不仅在大同，不少小地方都曾流行这一风俗。

这里的所谓“风俗”，指的是男性在婚姻里的绝对性自主权。彩礼、房车等财产被视为对女方身体的一种长期购买，一旦买断，根据消费者的意愿而非商品意愿来进行使用，就成了一种正当权益。

从情理上，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正常的，但也仅仅是“正常”，法律从未在这方面作出过有所为的强力规定。

即便在婚内，性关系的发生也必须要双方同意，无关金钱、房子，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常识，如今却吵得不可开交。

只能说，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社会观念，远远落后于法律。

叶竹盛认为，此案带来的争议，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于强奸罪认知的变迁：

“一些人对这个案件定罪的质疑，表明社会上对于强奸罪到底保护什么的观念，大家的认识还是有偏差。以往，大家倾向于认为强奸罪保护女性的贞操，但是现在强奸罪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它实际上保护的是女性的性自主权。

如果是保护贞操，大家可能会认为，既然已经订婚了，既然已经要结婚了，那么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贞操问题了。即使发生性关系，也不会破坏女方的贞操。但是现代刑法理论上很明确，强奸罪保护的是性自主权，也就意味着，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的身份，任何方式发生性关系，都不能违背女方意志，否则就侵害了女方的性自主权，就可能构成强奸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