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韩非的法治思想与秦始皇的法治实践

韩非约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死于秦王政十四年，是韩国公子。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建立了一个将法、术、势融合为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主义的学说，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进步意义。虽然在今天看来，韩非的主张大多已经过时，但其法治精神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时至今日，依法治国仍然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主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商鞅变法后，秦国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特别是秦始皇以韩非法治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秦国法律，依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及经济社会生活，法治已是活生生的实践，成为治国理政的方式。《秦律》是秦始皇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也是统一规范社会生活的法定措施和标准，具有统一性、规范性、强制性、稳定性的功能。秦始皇将统一的全国分成36郡和数百个县，由中，央直接派出官员管理，以“流官制度”彻底取代贵族封建制度。为了消除封建割据状态，秦始皇实行了以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为主要标志的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的工作。这是一项广泛、深刻、复杂的浩大工程，原东方六国货币杂乱，量制衡制不同，文字读写各异，统一规范起来很困难，不仅需要朝廷和各级官员做大量的基础工作，而且还需要人们改变与之不相适应的观念、习惯，掌握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这些统一措施很有必要，不统一无以施政。统一度量衡，涉及经贸的顺畅交流和税收的公平合理（税赋即粟米、丝帛等）；统一货币，涉及打破市场壁垒和金融稳定；统一文字，涉及政令文牍在全国通用和阅读，也涉及文化的繁荣发展。

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对官吏管理、财产保护、市场贸易、农业生产管理、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赋税征缴、仓库管理、度量衡使用管理等，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百姓饲养耕牛不善，要惩处田啬夫（《田律》）；仓库粮食受损失，要惩处官啬夫，并要赔偿损失（《仓律》）；度量衡不准、清点物品数目有误差、官府收藏皮革生虫、大器物标记编号与簿籍不合、牛马及不能调换的器物错标次第、公器不久刻者，皆要惩处官啬夫，而且尉的会计以及县尉官府中的吏如犯有罪行，该县令、丞也要承担罪责（《效律》）；发弩啬夫发弩不中者，也要受处罚（《除吏律》）；听朝廷命书不下席站立，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蓦马不堪使用，县司马罚二甲，县令、丞各罚一甲；马被评为下等，县令、丞罚二甲，司马评为下等革职永不叙用；成年母牛十头，其中六头不生小牛，罚啬夫、佐各一盾；母羊十头，其中四头不生小羊，罚啬夫、佐各一盾（《秦律杂抄》）……不一而足，而且对如何处理盗采不盈一钱的桑叶、仅值一钱的系羊的绳索之类的琐碎问题，也有司法解释，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统治者个人价值偏好的影响，秦律重义务、轻权利，除害有余、兴利不足，但统治者的治世理念和法治思想，是极其宝贵的。

历来有人批判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这是不公正的。秦律的残酷性应为商鞅变法之后，但秦始皇三十四年以后，秦律的立法原则与精神已体现出合理性和宽刑主义思想，如盗赃的数量与刑罚相当，累罪从重，特别是秦律中包含了对老弱病残及妇女在量刑轻重、从事劳役的强度和服刑时是否带刑具等方面都有从轻从宽的原则，体现了敬老主义，和对妇女儿童及因公致残者的保护。

人们说秦朝实行严刑峻法的根据之一是《史记●陈涉列传》所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实际情况如何呢？睡虎地墓中的法律文书显示，应征的役夫如不能如期报到与借故逃避将会惩以杖刑，不是汉朝史家在其开国史中所说的死刑。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如役夫误期6—10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10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这项法律规定是从齐国借鉴而来的。管仲实行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军队编制，寓兵于农，保甲制与军队组织紧密结合。为解决武备不足的问题，管仲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用铜铁赎罪，这样有效地补充了军队装备的不足。

与汉代史家的著述以及近代史家的料想相反，秦律条文强调遵循严格规定的法律程序，因为法律条文对具体的罪行有具体的惩罚，该手册包含了范例，并以问答的方式给予解释。这些例子告诉官员如何确定某人在冲突中杀死另一个人：如果是意外，将是过失杀人；要是故意，便是谋杀。法律还区分了不同凶器的使用：情急之中可能抄起的锥子和那些出鞘的武器，如刀子。另外一个例子描述了两妇女之间的斗殴，而导致其中一位流产。法官必须确定胎儿的年龄，以及是否因为斗殴导致其死亡。手册规定父母可以在畸形儿出生时杀毙婴儿，但不能因为孩儿过多而杀害健康婴儿。手册还认为自发的坦白远比拷打逼供的交代有价值。由此看来，虽然秦法初创，但还是很重视严格履行法律程序和准确量刑的。在秦律中，也有赎罪和减免刑罚的规定。如有爵者犯罪，可减轻处罚，既可“降爵赎罪”也可“以爵抵罪”。有爵者56岁即可免役，无爵者到60岁方可免役。有爵者，用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人。与无爵者相比，一级爵位甚至抵得上无爵者五年的戍边期和若干千钱。

有人从史料中统计出秦仅刑罚就有27种，如劳役刑有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侯等，肉刑有黥、劓、斩左趾斩右趾、宫等，死刑有参夷之诛、凿颠、抽胁、镬烹、腰斩、枭首、囊扑、磔、戮、坑、弃市、定杀等，而睡虎地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黥：墨刑，额上刺墨痕。笞：鞭打责辱。秦人生活在严密的法网之下，无论官吏或黔首，都受到明确约束。

真正实行严刑峻法的是秦二世时期。胡亥即位后，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一帮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以巩固自己的皇位。赵高与秦二世合谋，网织罪民，大肆杀戮忠臣和胡亥的兄弟姐妹。虽有子婴劝谏，但二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二世还曾下令：始皇后宫无子者，一律为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二世唯恐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在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

后期李斯献与秦二世并被采用的“督责之术”，也是严刑峻法。李斯认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样君主“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马迁称之“阿顺苟合，严威酷刑”，极为贴切。秦二世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严苛者就是“明吏”，杀人多者就是“忠臣”，弄得天怼人怨。

韩非主张依法治国、法不阿贵，一切人都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可“释法用私”，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即使是君主也要“守自然之道”，使法律纯洁淳朴，普及万物而不遗。韩非彻底的依法治国主张与君主专制集权主义是存在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一主张只有在民主制下才能得以实现。但其法治思想仍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借鉴意义。

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避尊贵，不就卑贱”“以力得富，以事致贵”“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这些和殷周以来宗族贵族政治所一直奉行的不允许“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小加大、淫破义”的信条是针锋相对的，其基本精神是反对贵族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秦始皇坚决彻底贯彻韩非的法治主张，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主要依据的选贤任能机制，出现了其父富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的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幸的是，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贵族制死灰复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上的一个可怕的赘瘤。宗族制按期本性，乃是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的产物，在文明民族的一定发展阶段都存在过，但只有在中国成为古代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以赘瘤的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实在是一大憾事。在这个意义上，韩非所主张的法治精神的未能实现，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大损失。

秦朝速亡，由汉初始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在拉历史倒车，后世御用文人，包括史家，则为证明本朝政权的合法性，或为占据道德优势，以愚其民，大肆攻击秦法，放大秦法之缺陷，甚至一言以毙之：严刑峻法，口诛笔伐所谓的暴政。秦始皇被批倒批臭，秦法也被视为魔鬼的咒语，从此‘’法‘’成了‘’恶‘’的代名词，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唯恐避之不及。他们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过分强调仁德，不修法度，然而，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法律，无法维护统治，于是阳儒阴法便大行其道。阴法，是暗中的匕首，把道德剌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结果法非法、德非德，尽管封建社会很漫长，但法治传统资源极为稀薄。

自秦以后，法之不修，最终导致了旧中国(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一些精英以洋人为师，鼓噪民主政治，但变法失败、立宪流产，何也？须知，先有法治，然后才有民主，没有法治保障，民主极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极可能变形走样，成为动荡的渊薮。西式民主移植到亚非拉许多国家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