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文化不是顶尖的，乾隆为何让他当《四库全书》的正总裁？

乾隆一朝最大的文化举动是修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告初步完成，历时十年之久。这当中《四库全书》正总裁的人选也是几易其人，而最终这个头衔却落在了和珅头上。

乾隆晚年，和珅担任的职务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而且都是部门的最高长官。但是我们都知道，和珅不过是个官学生，充其量只能勉强算是个文化人，和那些进士出身且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并不在一个层次上。

比如，与和珅同时代的纪晓岚、刘墉、戴震、周永年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们也都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奇怪的是，乾隆皇帝为何要将和珅放在正总裁这个位置上，难道仅仅是出于宠信吗？

我们常说“盛世修典”，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宋朝的《资治通鉴》，明朝的《永乐大典》，都不仅体现了文化的昌盛，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清代自康熙、雍正以来，社会趋于稳定，国力日趋强盛。这就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乾隆向来以明君自居，怎么甘于后人？于是他决定编纂一部空前的大典——《四库全书》。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就下令编纂过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该书是康熙钦定的书名，历经康熙、雍正两朝才完成。乾隆既然自必秦皇汉武，当然有心让《四库全书》成为权威经典，超越以往的所有书籍。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文化工程，不可马虎，必须要选定一个可靠而又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乾隆刚开始让皇六子永瑢负责整个工程，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实际负责编纂具体内容的是纪晓岚，任总编纂官，其他参与的还有陆铒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

不过，编纂《四库全书》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搜集的材料众多，其中难免有些对朝廷不利的书籍。为皇上办事，需要的不仅仅是学识，还要有绝对的忠诚。

在编纂的过程中，那些参与者总是不敢大删大改，难免将不利言论流传于世，乾隆心中颇为不满。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干净利落地查办了李侍尧一案。恰在此时，《四库全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于是乾隆干脆下令，任命能干又忠实于自己的和珅为《四库全书》正总裁，负责协调《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和珅心里很清楚，自己那点学问只能哄乾隆高兴，真正要编纂《四库全书》，还得靠纪晓岚等人，因此和珅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四库全书》主体内容的编纂大部分是由纪晓岚完成的，和珅除了严格把关不利于朝廷的文字内容外，平时也并不“外行领导内行”，也不去干扰这些学者的工作，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领导才能。

事实上，和珅出任正总裁也给《四库全书》的编纂带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因为《四库全书》力争涵盖尽可能多的书，所以资料来源非常广泛，除了民间捐献和翰林院调取资料外，国子监以及内务府也藏有大量古书典籍。

内务府和“天禄琳琅”的书向来只供皇族阅读，并不外借。和珅为了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恳请乾隆帝允许把宫中的珍贵书籍抄写一份副本，结果得到恩准。

当然了，和珅对《四库全书》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此。当时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人都是名人大儒，这些人难免有不同的治学观点，再加上读书人特有的倔脾气，把他们协调在一起工作确实是个大难题。

当时的儒家学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汉学派，一个是宋学派，两派各有独特的观点。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尊重宋明理学。

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汉学派治学态度严谨，方法较为缜密，擅长考据，但是编修书籍有时过于烦琐，甚至为追求证据而脱离实际；宋学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纲和姚鼐，擅长理论。

这两派学术观点针锋相对，难免有激烈争论。幸好有和珅从中穿插协调，就算是批评某一观点也是从实际出发，并不偏袒某一学派，他的原则是“争论要有助于编书”，在这一原则下，两派摒弃派系斗争，求同存异，很好地完成了编纂工作。

和珅首先是一个政客，而乾隆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事业，还要控制言论和文化，这一点和珅最为清楚，这也是乾隆让和珅当正总裁的根本原因。而有远非我们现象中的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