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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4年,一位73岁的老人来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一生充满了变动与不安,却依旧保有少年时的初心。69岁时,他在《长乐老自叙》中认为自己“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最终成了毫无气节和寡廉鲜耻的代名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且看冯道的一生。一、幼年成才,至纯至孝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冯道出生于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的一个耕读世家。此时,大唐早已没了贞观、开元的盛世景象,各地节度使割据称霸,而在朝廷内部,宦官、军阀、世家、寒门、汉人、胡人、外戚、宗室,各派势力党争不断,大唐基业摇摇欲坠。屋漏偏逢连夜雨,黄巢发动了起义,一度占据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唐王朝气数将尽。冯道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长大。冯道虽然家境并不富足,但他却安贫乐道,发奋读书,为人至孝。正因此,他在当地颇有才名,并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征辟为掾属,从此走上官场。同光元年(923年),刘守光准备发兵攻打定州,在开战前咨询手下幕僚。冯道不顾上级颜面,直言进谏,劝阻刘守光不要轻易发兵。刘守光自然大怒,将冯道投进狱中。冯道险些在大牢中死去。结果正如冯道所料,刘守光大败而逃,冯道也借机投奔驻扎在太原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早就听闻冯道的才学,遂委之以重任。冯道也不负所托,屡献良计,因功绩升迁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然而此时,冯道的父亲突然离世,恪守孝道的他毅然放弃官职,回乡守孝。在家几年,冯道将自己本就不多的俸禄尽数拿来救济贫苦百姓,民望日隆,连北方的契丹人都对他有所耳闻。
二、十朝元老,政坛长青冯道孝期结束后,回到后唐朝廷。此时李存勖已经死于兵变,其心腹大将李嗣源登上皇位,是为后唐明宗。李嗣源早就听闻冯道在民间的贤名,更清楚他在李存勖手下所立的功绩,因此不仅没有因为他是前朝旧臣而加以防备,反而礼遇有加,官封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冯道也并没有因为主君更换而一蹶不振,亲自抄写了《贞观政要》交给李嗣源,希望他能效仿太宗李世民,重建太平盛世。李嗣源也愈加敬重冯道,次年就拜他为当朝宰辅。冯道在任期间穷尽心血,不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举措,还提拔了一系列有才有识的寒门子弟,对那些飞扬跋扈、无才无德的贵胄子弟加以贬黜,一时之间,后唐朝政为之一新。由于政局混乱不堪,民心思变,冯道自觉应该重申圣贤的道义,因此雕印了儒家的《九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印刷的儒家套书,为儒学典籍的留存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冯道身居高位,却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令天下人愈加敬重,连李嗣源都评价道:“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然而,乱世终究难以安定,靠兵变上位的李嗣源也因部下谋反,郁郁而终。李嗣源的三子李从厚以兵权继位,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则乘乱反叛,攻破洛阳城。冯道为避免后唐朝政混乱,保证皇位的顺利交接,率领文武百官迎李从珂入城称帝。李从珂虽然一开始将冯道外放,但最终还是将他接回朝内,拜为司空。
而后,后唐逐渐衰弱,石敬瑭勾结契丹率兵攻破洛阳,灭亡后唐,建立后晋,依旧重用冯道。不仅如此,他深知冯道在契丹人中素有贤名,遂派他出使契丹。冯道不辱使命,安抚了契丹人蠢蠢欲动的野心,让契丹国君耶律德光对他大加赏识。回朝后,冯道执掌中书省,位极人臣。石敬瑭病故后,冯道又力排众议,立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为帝。石重贵却因忌惮冯道,而将他外放同州担任节度使。中原由于连年战乱,衰弱不堪,辽朝乘机大举南下,灭亡了后晋。耶律德光本想带冯道北上契丹,却中途病逝,冯道便滞留在镇州。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冯道又进入后汉朝廷任太师。后汉历二帝而亡,郭威篡权建立后周,继续重用冯道。最终,在郭威的养子柴荣统治期间冯道离世,终于结束了他历经四朝十帝而不倒的传奇一生。
三、身后评论,由褒入贬冯道离世后,其生前功绩已经不可改变,但是他的身后评价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他从世人称颂的贤臣,变成了人人诟病的无耻之徒。这种评价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这与宋代文人心态有莫大关系。宋朝立国之初,刚刚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人心不稳。十国之中,国祚短暂的甚至只存在了四年,而长久的也不过十六七年,士人根本不可能长久侍奉某一朝廷。而当时,武人篡权此起彼伏,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在这样的情况下,冯道这种无奈的圆滑是能被理解的。不仅如此,冯道在左右逢源的基础上,恩泽百姓,施行教化,更加难得。因此,五代十国乃至宋初的文人,不仅没有责难冯道频繁更换主君,还对他大加赞赏。欧阳修就曾说:“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但是,到了北宋政局稳定之后,文人地位大加提升,皇帝也力图申张自己的权威,冯道这种不对某一君主“从一而终”的官员,自然被人诟病。薛居正在修《旧五代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责冯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欧阳修更是在《新五代史》中直接说:“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可见,此时冯道已经成为毫无羞耻的反面典型。不过,大家依旧没有否认冯道个人的功绩和品德。但是到了南宋,儒学被拔高到“天理”的程度,冯道这种行为则直接被指责为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冯道相庄宗,又相明帝……方且著书,自陈更事四姓与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呜呼!有臣如此,唐与晋汉安得不亡乎?”可见,后世对冯道的评价愈加恶劣,并非他本身行为有何变化,而是后世儒生思想和心态在两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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